孙大中刘国辉 刘国辉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给刘国辉先生写一些文字颇为不易。我与他家居对门,对他曾经多舛歧变的经历略有耳闻,但日前读了作家王旭烽为他所写的《江南刘布衣》,仍不觉掩卷叹息,唏嘘人生的羁旅与超众的才华相互纠缠的无间道。
1981年夏,在当时浙江美院简朴却有几分高洁的陈列馆里,我们看到《岳飞奉诏班师图》。虽然这时伴随着国门初开,新的实验艺术浪潮在美院来得格外的早,并呈现此起彼落的趋势,但《岳飞奉诏班师图》依然引来了大家的关注。校园里开始谈及刘国辉这个人,他的往昔和作品。这幅若惊涛拍岸的作品,浸漫着人们的视野与思考。
古往今来,画岳武穆者大有人在。但《岳飞奉诏班师图》却十分不同。岳将军在画幅的远端,耸立着刀削斧凿般的背景,前景里的百姓哭号嚎啕、匍匐倾倒。这实质上是一幅“万民悲伤图”。老者的神伤、年轻女子的祷告、壮士执剑低首、民妇伏地祈求,怎一个“悲”字了得。
人潮的情势与背景、侧影纠结在一起,裹挟着波涛一般的悲切。在那个刚刚经历了“文革”禁锢的时代,这代表的不仅是艺术表现中悲剧性色彩的复苏,而且是文艺界思痕斑驳、寻求解放的症候。
此时的刘国辉离开他自己的青春流放的放逐生涯并未很久,对人生多舛的历练让他紧紧抓住这位千古英雄的背影来倾诉衷肠。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在尺幅中排溢自己曾经十年劳役的悲情,但那天日昭昭、千古奇冤,在家国历史的痛思之时,个体真实生命的体验叠映其中,成为作品的悲情塑造的依据,却是真切可辨的。
作品的主题,迥异于一般中国式历史创作的浪漫气息,直写悲怨本身,其笔墨也大大相异于浙派人物画的一般处理。那些僵直的身影,痛断肝肠的背影,交叠缠糅而成生离死别的巨澜,并面向历史的长空。历史上是否实有其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国辉所绘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家国之思的殷殷浓情。
在《岳飞奉诏班师图》一画中,刘国辉敢于写悲,写人物的悲怨和精神上的痛苦。在南宋那样的外辱内乱的岁月中,青壮年已难在市井,百姓多是老弱妇孺。刘国辉发扬写生的积累,对各类人物做了生动的刻画。而笔法总是以勾勒的变化带出神貌的变化,墨色如水一般地泼洒其上。
这一点十分重要,可谓江南人物绘画的重要特征。因浙派人物画特重人物的造型基础,重视素描的功夫,素描的明暗之调必然带来诸多皴擦的动机。没有勾勒与点染的互叠交错,笔墨难以生动;过多的皴擦又往往使形象流于呆滞。
而这样的巨幅之作,如何显出层次,体现笔墨相贯的力量,对于浙派人物画是重大的挑战。但刘国辉尽显了他根深蒂固的南人气质,并没有一味以黑重来衬浑厚,而是重视以笔法的跳匿、墨色的挥洒来营造整体的壮雅。
整幅画笼罩着凄风残雨般的墨色,这墨色如水色、如雾色,浸漫着每个角落,却又在关键处激起极黑极白的亮域,产生凄美的回响。浙派人物画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刘国辉这里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突破。
这个标志性就是存持浙派的笔墨意蕴,这个突破就是营造宏博画幅的大气势,而又保留内在的雅质。刘国辉先生通过百姓的悲情揭示历史悲剧无以抗拒的史诗般归宿。正是这个内核,让所有的观者感受的不是悲剧的表象,不是往事重叙的痛惋,而是历史宿命的重压,是与每个观者自身经历相关的沉吟。30年过去,我们重读这幅巨卷,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画家如诗人般的意蕴,以及那独特而又深刻的对于悲剧命运的理解。
在2000年出版的《刘国辉画册》的扉页上,刘国辉先生以艺者的坦荡胸怀、凝重的口吻,发出了作为一位人物画骁将的使命宣言:“写实人物画是人物画的主体,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现实的人物画不是历史上那个文人画的延续。
它是一种新的品类。它可以而且应该接受文人画的优秀遗产,诸如笔墨,但无需受它的摆布,‘道不同不相为谋’。”“写实人物画应该具有更深刻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品种样式,这里远没有穷尽。”“人物画要关注人生,不要仅变成休闲的小把玩。
”“风格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而是贯穿始终的生命状态。”在这里,刘国辉不仅将自己所有的努力归于写实人物画的旗帜之下,更俨然扮演写实人物画的守护神和宣讲者,划清其与文人画之间的界线,并高高举起关注人生的使命、咏叹风格作为生命状态的内质。很显然,刘国辉洞察到传统人物画的问题,并快人快语、不由分说地给出挽救的方帖:关注人生。写实人物画的圭臬在于关注人生。
关注人生,首先要关注真实可见的人。翻开刘国辉的画册,我们将追随他的画笔,跨越天南地北,去面对江南学子、北地农人,去面对祈福的藏民、奔走的民工。中国的墨笔在他手上如若一缕清风,卷过黝黑的面庞、沟壑般的褶皱,卷过厚厚的毡衣、裸露的身躯。
这墨笔几乎贪婪地摄取各类面颊、各种身姿。这个望不到头的人物长廊,让我们重新理解绘画与生活的含义。真正画者的目光,不仅在绘画之时。当他对着你匆匆一瞥,心中已然将你入画。而实际上的画作,只是心中一早就开始的游戏寄兴的延展。
这种日课式的写生,将画者的生命状态编织在所画之中。无论是田边地角的速记,还是工作室、课堂上的兴笔,那人物、那笔墨交相映衬,人物赋予笔墨某种特征,笔墨点染着人物的品性。
久而久之,我们在刘国辉的写实人物画里,在感受人物气质之时,同时被笔意墨趣所激动;在琢磨笔墨之时,又蓦然洞见人物瞬息的神采。瞬息如何把抓,中国绘画以“写”来追赶,而这个“写”,在刘国辉这里成了笔意翻飞的状态,成了勾联己身与对象之身、以己神带出绘画之神的诗性跳匿的语言。
刘国辉先生作为默默画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深潜独行的艺术实践的同时,怀着深深的忧患,反思己身,并始终关怀着当代艺坛的云起风动。中国画家中不乏快人快语者,刘国辉的敏锐,在于他有着自己写生意笔那般捕捉内质的能力。
他似乎不满于那种絮絮叨叨的理论推演,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表象剥开,把问题掷出。这般敏锐快捷让他总是年轻,并获得青年的拥戴。他一边深耕写实人物画的田园,一边留意园内外的骤变风云,这使得他树立起画者中的论者的犀锐形象。
在《写实人物画的若干问题——一个实践者的学习笔记》中,刘国辉开篇就仿佛在下战书,将所有质疑写实人物画的观念吸引过来,“向我开火”,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刘国辉准确刻画出来自前卫与保守的双向批评,事实上让自己横站在了中西古今的结点之上,来展开笔争论战。
刘国辉继而划清了写实人物画与文人画、与西方写实的界线,但又时刻留意不让自己落入偏狭的窠臼。接着刘国辉简论了人物画与大众、与生活的通俗关系,简论学术积淀与品格修炼的重要,突出生活、作者、作品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刘国辉仿佛总是侧身于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针锋相对的锋芒之间,组织一次次勇者的穿越。他果敢地站在中国人物画的立场上,深明腹背受敌的困顿,带着一种侠义的气质,编织多种二元冲突情势下的间性之网,以创造者、实践者的挑战姿态,推进艺术学习的理性命题。
刘国辉先生也正因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被推认为浙派人物画的新一代领军者。
观刘国辉人物画,觉他心中总是有“人”。这个“人”,并非现成之人、已成之人,而是渐成之人、正成之人。绘画如刘国辉者,总是时习不倦,身体力行,进而真积力久,胸中正有人物千百,对眼鼻口耳、声情笑貌不可谓不熟,熟透以至相忘。
每见新人,一般的识度总不及用,殊异于众生之相活脱而出,此正所谓“所欲画者”。此所欲画者又常常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非画者振笔直追不足以捕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反复提及一个道理:“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面对绘画之意,切不可强为,当以冲淡之神相对。刘国辉先生振毫追笔,墨迹幽淡,笔力简速,小心地让胸中之人生发出来,让那殊异之相成长起来。
刘国辉先生的近期绘画中,最感动我的是他的一批文人写意画。《齐白石》眉毛眼波都在动,逸笔草草中让大师的神采飘然纸上。纸本设色《朱屺瞻》,人物立于画幅的半边,葫芦花卉贴边相生,画面雅淡清冽,大师心境跃然纸上。
《画家吴昌硕》益发逸笔率草,孤独身影,回首一瞥,让人想到金冬心所言“空山绝粒人”之说。《黄宾虹》亦写大师孤淡身影,但细密小草与山石般的身躯浑然一体,大疏大密,于精熟处显出如洗如炼的超逸。《张大千》更可谓“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可数之笔塑可视之神。
此幅作品可与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之洗炼相比,但更有一番不洗不净、不炼不纯的境界。在这里,刘国辉巧不而纤薄,精而不浓媚,研磨江南人的种种风神来通于大雅,进而重建可视风雅,再造当代逸兴。
时至今日,刘国辉仍执迷写画的日课,过着简淡的生活。宋代诗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慨然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正如圣公所写,刘国辉先生虽远非穷迫,但率性顶真,故意有郁结。因意有所郁结,才能“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才能“美人春草意千秋,并作天边一缕愁”。他心头的悠悠牵挂,绘画中的缕缕愁绪,恰是最为感动我们的地方。
(文有删节。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