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华赵伟洲相声 杨少华 说相声 一句话就见包袱(图)
说天津话的“杨光系列”电视剧,从2004年至今完成了十部,第十一部《杨光那些事·艺人》已于日前开机。演第一部《杨光的快乐生活》时,杨少华72岁,如今他已85岁高龄。
采访杨少华是今年夏天在他位于红桥区的家中。他与杨议夫妇一家人住在一起,老人的房间很大,风格混搭,红木的几案,西洋式沙发,舒适的大床。“像这样儿的沙发搁我这屋里行,搁杨小五(杨议)屋里,他不干,觉得不协调,他那儿都是中式的。”他的声音语调和在台上说相声一样,慢慢悠悠,时不时抖个小包袱。
在72岁出演《杨光的快乐生活》之前,杨少华说了大半辈子相声。他出生在北京一户贫苦人家,13岁到西单鞋厂当学徒,鞋厂旁有家启明茶社,是当时的“相声大本营”,后台经理是常连安,张寿臣、马桂元、郭荣启、侯一尘等京津两地相声名家在此轮流献艺。少年杨少华常溜进启明茶社,躲在角落里偷听相声。
1951年,19岁的杨少华来到天津,进钢厂当工人,工余时又和小时候在北京认识的相声演员们打成一片。他天性幽默机灵,虽然给人的印象总是不紧不慢,但其实非常机智,脑瓜反应特别快。
上世纪80年代,杨少华在天津市曲艺团与马志明、赵伟洲等人合作,1991年退休后回了北京。2002年,杨少华开始给杨议捧哏,他们表演的第一段相声《有这么一个人》一亮相立即引来一片叫好。2004年央视春晚,这对“父子档”精心创作了相声《贺岁片》,然而几次排练到最后还是被拿下,杨少华流着泪走出央视“影视之家”。
这件事坚定了杨议回天津投身影视圈的决心,《杨光的快乐生活》第一部正式开机,父子俩再度联手,火遍全国。
大半生艰辛劳苦,杨少华的生活浸透了泪水与苦水,但他仍给观众带来了快乐。他始终不肯把“艺术家”的头衔加在自己名字前面,他说:“我是穷根儿出身,我什么也不是,现在我这岁数了,还能逗观众一乐儿,能给大家留下点儿印象,我就知足了。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就得了。”无论多苦,知足者常乐,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学相声要靠“熏”,必须多听
拜郭荣启先生为师一波三折
记者:您现在常常回忆过去吗?
杨少华:以前的事我都不爱想,想起来怪闹心的。住一间小房,娶个媳妇,一连生男孩儿,生这么些男孩儿。说实在的,想起来太难受了。
记者:很多老艺术家都因为自幼喜欢相声才说了一辈子相声,您也是这样吗?
杨少华:我没爹没娘的一个小孩儿,有一个妈也不行,糊里糊涂,我跟我姐姐长大的。我们哥仨姐一个,我行老三。小时候家里穷,大哥二哥干什么都不知道,在外面也不回家,家里也没地方呆,就一间小屋。那时候好像穷人生活都这样,也没觉得怎么苦。
后来我就去启明茶社,溜进去听相声。后来呢,又去了明园茶社,给人家检场。知道什么叫检场吗?就是换节目时把鼓给摆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临散场,最后一场底角上了,小彩舞、小岚云、花小宝上场,老板让我拿个铃铛,先把头儿攥住了,等她们唱完之后摇铃铛,就散场了。
我就觉着小彩舞唱的好,引人入胜,那时候我也不懂。我最害怕关那电灯,我们后台有一灯,外面有个小罩灯,“灯脖子”那儿有个开关,我一捏那开关就电我,一捏就电一下。
还有就是扫地时,总惦着有人掉点儿钱,还真捡着过。我“偷钱”一门灵,撂地,人家把铜子扔地上,那时候都花铜子,怎么办?找块口香糖,吃完了粘脚底下,敛钱时一踩,钱就粘鞋上了。后来让常连安知道了。挨打。拿手指头砸脑袋,疼极了。我跟常宝霆俩人在底下比谁脑袋上的包多。
记者:那时候开始学相声了吗?
杨少华:老先生教,也就教一句两句,真正学得“熏”,听得多就听会了。最可乐的是背《报菜名》,给我本子我不会看,念不懂啊。我没念过书,大学毕业?初中高中?不可能。我看有小孩就把他叫进来,他上过小学就懂。给他买点糖,坐那儿跟他聊,你把这个念念我听听,蒸羊羔、蒸熊掌,他念几句,给两块糖,我这琢磨;他再念,江米酿鸭子,我就跟着他念。后来老给他糖,他说我不吃了,嗓子都哑了。
记者:您挺走心的。
杨少华:那不走心会不了啊。
记者:网上说您是郭荣启先生的徒弟。
杨少华:小时候我也没师父,在北京,郭荣启先生火得不了。我把郭先生给气着了。他在那坐着,我在那站着,常连安也站那儿,说,你管他叫师父。郭先生问我,你认识字吗?你念念那广告。他说相声让我给他播广告。我说不认识字。我说连你都不认识字我更不认识了。他就很生气。他问我你会骑车(自行车)吗?我说不会骑。我心说我会骑车能跟你在这呆着吗?所以郭先生那时候不乐意看我,不乐意要。就有这么一说法,没承认我是他徒弟。
记者:什么时候承认的?
杨少华:常宝霆、杜三宝都是郭先生徒弟。常宝霆说,咱弄明白了,用现在话说就是要把门户掰扯清楚了,过去没有这个,说相声无所谓。后来郭先生又乐意收我了,我就想,那就是师父吧。按我们年轻那时候,不分这个,有没有门户你干嘛?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又兴成这样了。
在我脑子里师父没给我说过活,都是我听来的。常三爷(常宝霆)十来岁的时候给我说过,一开蒙都说《六口人》《反七口》,这都是伦理的包袱。郭先生的《打牌论》说得最好,后来到天津了,《打牌论》我给他改了改,他又按我改的说。
我说这话有点口冷啊,他说把你那个给我念念,我按你这个使,我也给他说了说。我说我算你徒弟你算我徒弟?他说别“狗怂”。后来我看人家对老师那么尊重,我也尊重他。他又闹的慌。我们太熟了。都是过去的事。
来天津在轧钢厂当工人干装卸
重操旧业进了南开区相声队
记者:您是怎么来天津的?
杨少华:后来我就不想再说相声了,受累,还得求钱。我就想做一份工作。我姐姐特疼我。她在北京一个高级台球厅给人家捡球。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我姐姐给了我一块巧克力,我吃了,哎呀到现在都琢磨得出那个味儿,那么好吃啊!我说还有吗?没有了,就这一块给你了。现在巧克力我都不吃了。就说小时候这个意思,受苦受这么些年。
我姐姐跟许明昌结婚,他在天津要干一个轧钢厂,我姐姐也得去天津。我离不开我姐姐,我姐姐说,别说相声了,到天津来。我就在我姐姐那轧钢厂,建益钢铁厂,开始是工地,一片庄稼地。后来轧钢厂又公私合营,我一看工人拿钱多,我就当工人,干装卸,一干就好几年,三班倒。有一回上夜班时把手砸坏了。
记者:本来不想说相声了,来天津以后还是说了相声。
杨少华:来天津以后呢,又和常宝霆他们凑一块了。他们也都来天津了。一帮说相声的太熟了,找我玩儿,聊天打麻将,都离不开这些人啊。刘宝瑞也找我去,苏文茂蔫不唧唧的,我原来不乐意跟他合作,后来都火得这样了。马三立、郭荣启都上我家去过。
我爱听冯立铎的相声,有时候阴天下雨,观众少,演员也少,他说单活,我就变着法儿听他的活,他说完了我会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人家能耐忒大了。现在的演员很多就是炒作,没有能耐。
记者:您喜欢自嘲,不愿意说自己多么热爱相声,但其实您离不开相声。
杨少华:有一次常宝霆说,你别扔下,你还说相声吧。我说我不行,我不会说。常宝霆说,你不会说?可是我干这行呢,我还是爱这行。干别的不舒服,干吧。有一个马志存是刷漆的,也不怎么的演出时就认识他了,他挺爱这个,我说没意思,他非要干,追随我,说要跟我学,我说你给我量活吧。
我去南开区相声队串门,跟穆祥林说,有事给我布一个(安排演出)。他负责业务派场。他说,今儿就演一个就行。他没跟我同过台,问我,你演个什么?我说我演一个你不会的。我小时候特爱逗。我说一段,这段你要会我就不干了。
结果说了一段相声,他们那书记,就想让我去南开区相声队。我说我有工作啊。他问是挣多少钱,我那时候挣65块钱,他说我给你两个65块行不行,给你拿120块。我说我不会说。他说你会说。后来就去了南开区相声队,马志存给我量。那时候不录音。
记者:这是成专业演员了。
杨少华:时间也不长,“文革”开始了。那时就剩一段相声,《要彩礼》。听相声的都会了。上场前要系板带,在后台我一系板带,心里特难受……说不了了……到了七几年,天津市曲艺团叫我过去,马三立让我给他儿子捧哏。捧哏、单口相声、逗哏,反正说相声这点儿事,我都能划拉下来。
研究相声包袱我不让人
“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
记者: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相声不如传统相声,您怎么看?
杨少华:现在有些相声说的不挨着,观众也乐。我就纳闷,观众为什么乐?它不可乐啊!你比如马三立先生说那个相声,饿了吃奶那种包袱,可乐,我要一说呢,那太可乐了。马三立先生问,你说俩小段我听听。我给他说一个,我不是吹牛啊。侯宝林先生我也给他说一小段,我一讲,问他,可乐不可乐?人家又艺术加工,前面的话让它严丝合缝,合理了,把包袱围好。马三立先生说,这是杨少华的,我说没关系。
记者:您如何理解“相声”这两个字?
杨少华:说相声,一句话就见包袱,三句话仨包袱。我跟赵伟洲搭档,他说您能不能研究点健康的包袱,我说关键那也得可乐啊,可乐就行。研究包袱,我不让人。我平时说出来的话,总是在内心一加工,一下就出来了,不是说想想再说,不是。
你刚说完一落声,我就说出来了。要说“狗怂”的话,就是什么,谁有来言我都有去语。现在没那能耐了,岁数大了。就说对相声的贡献,大家喜欢郭德纲,他够钢锋了。如果郭德纲不出来,现在没这么多说相声的。郭德纲火了,火了你们看着不乐吗?别嫉妒人家。他是走运,可是人家肚子里有东西,不对付。
记者:您和杨议合作之后,喜剧界多了一对备受欢迎的“父子档”。
杨少华:爷俩说相声最难呐。我不能跟他要便宜,他也不能跟我要便宜,量逗之间,两个人得互相逗,爷俩不行。我们演了几个节目,《肉烂在锅里》,那时候杨小五上台演的都是新活,包袱一下子就响了,新活里还有老活的梁子。春晚我没上过。明天演出,今天拿下,三次。排练时我们一说大伙就都乐了,我说这个节目也就给你们说说,明天就把我们拿下去了。
记者:杨议也把您带得比较时尚了,和传统的老艺人不一样。
杨少华:他要求高,他研究那词都得与众不同。“四六句”的话谁不会说?但研究这东西可费劲了。你听他的活,多费劲啊。我最怕的就是忘词。我把词写手心上,结果一洗手词没了,在台上打喯儿,别人听不出来,台上的人知道啊。
我儿子说,你怎么那么笨?“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样的词儿,我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我们演的那个──惜别,可惜的惜,告别的别,我说着不顺嘴。“惜别我是永远的爱恋,五年前,毫无思顾中告别了甜美的故乡,又走到繁荣闹杂的都市,那里窃走我天真与快乐,至今只能背背着行囊,怀念着凄楚,或许不经意的哪天会扬手说再见吧,亲爱的天津。
”就这几句词,我翻来覆去地背,我怕我儿子瞧不起我。可到现在,我说句心里话,我脑子不行,现在脑子更乱了,东西刚放这儿,就忘了。
记者:到今年“杨光系列”喜剧拍了11部,全国观众也通过这个电视剧认识了您。
杨少华:杨议一直在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留下一条根儿,已经成了标志性的东西。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
你看他现在弄电视剧,但是让他写相声他写不了,他说相声太难弄了。说相声多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钱说到我口袋里,你有这能耐才行啊。
记者:杨议和您的性格一样吗?
杨少华: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思想比较随意,乐呵乐呵得了,好像杨小五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他的思维都很大很远。
杨少华口述
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
我第一次上《艺术人生》是2004年,说相声还没有进《艺术人生》的,把我叫去了。那次节目我就说,我媳妇总跟我说一句话,我一回家她就说:“受累的回来了。”现在老有人提这个,好像大伙儿都知道。其实呢,我是一种很悲观的语气,但把大伙说乐了。
我的性格是嘛?我有我赚钱的办法,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没有今天了。我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了,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
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启功先生给我写一幅字──中国莫里哀。宋雨桂、崔如琢、黄胄这些大画家都跟我好,但我绝不找他们要画。
那时候梅先生演出,排队买都买不上票,我能买前面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我拿这个票到外面卖给别人,赚钱,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没办法。有一回下大雪,很多人都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都不容易。我心里特热乎。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我跟梅葆玖怎么这么好啊,我一辆凤头车拉他家去了,我都忘了。
现在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怎么这么火。我人缘怎么这么好?出去打车人家不要钱,吃完饭人家说我给了,不行,我不干这事儿。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觉着,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能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