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简历 简述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的发家史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阎书堂七岁入私塾念书,十四五岁时“辍学经商”,给人家商店当伙计。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是:“庄稼人赚钱靠血汗,买卖人赚钱靠手段。”因此,阎书堂开始习商,就在学习使用手段上下功夫。没有几年,他就学得貌似忠厚,心怀诡诈。

后来阎书堂在五台县城里开设了“吉庆昌”钱铺,资本约为五百吊。铺内有店员二人,一是梁世爵,一是阎锡山。他们在阎书堂的安排下,经营钱铺的具体业务。“吉庆昌”除经营少数杂货外,还放高利贷,出“钱帖子”。但是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投机买卖上。

当时交通不便,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时高时低,他便买空卖空。1900年他在一次大的金融交易中,下了最大的赌注,满以为这次可以发一笔大财,不料一败涂地。他卖掉铺内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持有“吉庆昌”钱帖子的群众闻讯,纷纷要求兑现。阎书堂实在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局面,便决定潜逃回家躲债。

父子二人在梁世爵等人帮助下,把钱铺残存的货物和家具,偷偷运回河边村老家,不再去五台县城。回村以后,阎书堂一筹莫展,每天到曲成喜开的“泉泰成”商店闲坐,有时也帮忙干点活,中午便在那里混一顿饭吃。到过大年时,债主们又赶来讨债,有的还雇人向他逼债。阎书堂白天躲在村里不敢见人,晚上才出来向人告借。曲成喜后来借给他一些钱,他才置买了年货,马马虎虎把年过了。

过了年之后,父子二人眼看在村里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父子二人连夜起身,到了忻县,阎书堂怕太原花销太大,便把阎锡山留在过去有交往的成钰东药铺帮忙混饭,自己一个人先到太原。到太原后,他落脚于柴市巷“荣庆栈”,靠求亲告友过日子。

不久,他经同乡介绍在太原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后来又在巡抚衙门“稿房”里找了个闲杂差事。阎锡山后来也跑到太原,他先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当店员,1902年考入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阎锡山出国时,阎书堂领到一笔安家费,这才敢回河边村老家安身。

阎锡山回国担任教练官和标统等职务以后,每月的薪俸,除了生活费以外,大部分被他父亲要去还债。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被举为都督,民国二年,他派岳叔徐一清到五台县按原欠六成付款,清理债务。有些人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这一条件,有些人鄙视这种作法,宣布不要,以落个人情。这样阎书堂的债务才算还清。

阎锡山后来搜刮民脂民膏是以百万、千万银洋来计算的,但是爱钱如命、贪婪吝啬的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方面,他经营土地,先后在河边村强买好地五百余亩,除了修建房屋、祠堂、学校、商店等占用百亩左右外,其余四百多亩,雇用六家佃户替他耕种,他坐得三分之二的收获,每年约分粮食近三百石(每石三百斤)。但是,经营土地利润有限,商业高利贷和金融投机者出身的阎书堂,只是把它当做解决人畜吃粮的手段而已。

阎书堂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金融投机、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上。民国初年,他又活跃于忻县金融市场。他在“聚德昌”存放银洋两万元,后来增加到七、八万元,专作投机之用。有时他亲自出马,更多的时候是委托经纪人替他交易或出放贷款和赁款。

阎书堂坐镇河边村,每天九点以后,经纪人便到忻县警察局打电话报告当天的“数子”(白银、银洋和制钱的比价)做了多少,谁家买了多少,谁家卖出多少,自己是买是卖,还要报告当天放出多少高利贷,收回多少,贷赁利息各多少。

后来,阎书堂又大开商店,在河边村开设经营绸缎布匹和杂货的“庆春茂”,经营粮食米面和烧酒、制粉的“庆春泉”;

在忻县开设“庆春厚”钱庄(后改名“聚丰泰”);

在太原开设“道生恒”药铺和“庆和堂”商店。

不久,又在河边村以村民储蓄名义开设“协同兴”商店,以办理村福利事业为名,开设“河边营业公社”,以阎氏家族名义开设“思源远”和“积厚成”两家商号。

这四家商号以村民或族人的少量投资为点缀,实际上大部投资都是阎书堂的,大权也掌握在阎书堂手中。因此,它们与“庆春茂”和“庆春泉”,被统称为河边阎家六大号。

他还在河边村开设了无营业铺面的内庄“源记”,专搞高利贷业务。此外,太原的“复合公木厂”、“晋森木厂”、“山西营业公社”、“营远汽车公司”、“营记火油公司”、“德生厚银号”、“源积成银号”;天津的“亨记银号”,大同的“裕晋煤矿公司”,包头的“晋复农场”,晋北的“富山水利公司”、“广裕水利公司”和“广裕公司二支店”,河边村的“庆春木厂”,五台县和定襄县的“营业公社”都有阎家的大笔投资。

这些商店和企业的活动颇有特色,经营手段五花八门,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利用金融手段牟利:“庆春泉”出“钱帖子”,并且印上“周行钱”三字。这种“钱帖子”通行市面,等于把群众的钱拿到自己手中作流动资金。它应该既能买货,又可兑现。但是阎书堂却暗中吩咐经理阎愈荣不予兑现。

利用雄厚资本操纵市场:1919年阎书堂投资2万元,在忻县开设了“庆春厚”钱铺,采取“想卖先买”和“想买先卖”的手段,参与金融投机。他想卖出,必须提高“数子”以后,才有利可图,因而一上市就指使他预先约定的助手替他“拉黑牛”,首先大量买进。

市上的“虎头儿”们见他们一来就买,以为行情有变化,也都抢着买进。由于买进的人多,“数子”就上涨,例如银洋与省钞的比价一上市时是一比七,很快就会涨到一比八或一比十。这时,他又大量卖出。

反之,以贱价压低“数子”后,他又大量买进。这样,一买一卖,往往获利不菲,而不能摸底细的人,常常跟着他们倾家荡产。由于他们具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所以“庆春厚”的掌柜赵汝奎曾猖狂地说:“咱柜上想叫上涨就上涨,想叫下跌就下跌。”

利用信息优势搞金融投机:1930年阎锡山倒蒋失败后,山西省银行的钞票贬值,二十元省钞只值银洋一元(当时官定省钞二元五角值银洋一元,市价五元值一元,1932年以新省钞一元值二十元将旧省钞收回)。阎书堂不仅对战局变化了解较清,而且在天津等地都驻有业务人员,因而消息灵通。

“聚丰泰”在省钞贬值之初,便在山西省银行和其他银行大量贷款,仅一次就汇过十万元。最后以银洋一元折抵省钞二十元还了贷款。对于号内存款不准提取。当时他接受存款,是按银洋与省钞一比二点五计算的,最后以一元新省钞顶二十元旧省钞结算存款,赚了不少钱。

利用政界关系获得定货:阎书堂经营的商号和投资的企业,当时的官府都给予照顾,有利可图的事他们都有优先权。例如,1913年成立的“复和公”木厂,因阎锡山和张瑜(阎的结拜老大)为主要股东,便由他来包揽太原军政机关的建筑工程和南北重镇兵营的建筑工程,造价高昂,质量低劣,验收草率,获利极为优厚。

又如,阎锡山于1919年推销“和平戒烟丸”,1932年又制售“戒烟药瓶”(鸦片)都是由他的商店“道生恒”加工制作的,除了加工费外,用掺假减料等办法盗换大量鸦片,获利无数。

依仗权势获得成本优势:阎书堂在河边村经营的商店都直接从天津、北平等地采购货物并交山西采运处以军用物资的名义,由平绥路和平汉路运回山西转到河边村,不出运费或少出运费,因此价格比太原市的还便宜。于是,河边村的阎家商店,就成了五台、定襄、忻县、崞县等地商人进货的批发站。这几县的市场,基本上由阎书堂垄断。

(晚年的阎锡山)

由于阎家的企业,依仗权势,因此牟取了大量暴利。当初,“庆春茂”的资金为二千元,“庆春泉”三千元,“道生恒”和“庆和堂”也不过二三千元,但到1927年,四处股本已达三万五千余元。忻县“庆春厚”于1919年成立时,每股一千元,1923年第一次结账,每股分红三千元。

改为“聚丰泰”后,1927年结账,每股分红一千元,1931年结账,每股分红九千一百元,1935年结账,每股分红四千八百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阎书堂靠着儿子的权势,便由一个倾家荡产的投机商人,变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了。1934年12月阎书堂死去时,单他聚敛的钱财,就有六百万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