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风云刘步蟾 【坐马扎 听故事】刘步蟾的二三事(上)
1894年11月13日,就在中国军队平壤、大东沟海陆两败,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危如累卵之际,光绪皇帝下达了一道谕旨:
琅威理前在北洋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本年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著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此外,堪胜管带、驾驶各洋员,并著琅威理悉心选募,酌带前来。切勿迟缓。
且不说一厢情愿地对一个英国军官下旨之举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荒谬,即便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真的遵旨来华,就能扭转乾坤么?
琅威理何许人也?值得皇帝这么兴师动众,视若救星。琅威理,英国海军军官。1882年秋天,琅威理应聘来北洋海军,任副提督衔总查,负责北洋舰队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合作融洽。
丁汝昌曾私下评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
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回国。1886年1月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的琅威理应邀重返中国,5月海军大阅,被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琅威理的文电中,时有“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就是这个琅威理,刘步蟾却偏偏不买他的帐。
刘步蟾1877年3月启程往英国。因其在福建船政学堂成绩优秀,且英文绝佳,得直接上英舰实习,先是10690吨的舷炮型铁甲舰“马那杜”号(Minotaur),后一艘是5000吨的铁壳无装甲巡航舰“拉里”号(Raleigh),都是正规性的战斗舰只。
1879年(光绪五年)夏自英返国后,任蚊炮船“镇北”号管带。1882年7月,奉命与其他人员赴德国学习驾驶“定远”等新造舰只。1885年夏,随“定远”等舰回国,派充“定远”管带。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任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
琅威理加入北洋海军以前在英海军服役的舰只,主要是排水量有限的辅助性舰只,大多是只有几百吨重、毫不起眼的小炮舰。刘步蟾在英国学习时,上的是英国大舰,可说是见过大世面。有了这样的背景,在 刘步蟾的眼里,琅威理亦不过尔尔。严格管理,积极地说是认真负责,消极地说就是严厉而近乎霸道,这不能不引起军中将弁的反弹。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至海南一带操巡,留“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3月6日,刘步蟾命令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琅威理当即质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海军惯例如此。
”琅威理立即致电质问李鸿章。次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
”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制四色旗是调和折衷之语,但也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25日,北洋舰船返回威海卫,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请辞,李鸿章没有犹豫,接受了他的请求。
刘步蟾利用丁汝昌离开的机会制造“撤旗事件”,是动了点心机的。琅威理个性强、脾气暴躁,刘步蟾不能与之很好的合作,有性格方面的冲突,但更重要的还是,刘步蟾的这一行动锲合、触动了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清季海军创始,筹海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谨防太阿倒持,军权旁落而任由洋人掌控。李鸿章如此断然的处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可厚非。它表明了中国官方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绝对不能受洋人的挟持。
琅威理尽责,肯投入,为北洋海军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是事实。但时人乃至今人一股脑地说他是优秀的海军人才则未必,至于光绪之视其为拯救北洋海军的救星,则更是歇斯底里心态的大发作。今天我们评价洋员的作用,更应该持平而论,不能无限拔高、溢美。因刘步蟾气走琅威理,而过度渲染刘步蟾的责任,也不是客观公正的。不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不会有真相。
铁面无情
刘步蟾曾经的战友池仲祐曾这样评价刘步蟾:“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概”,还说他“治军严肃,凛然不可犯。”论国事、军事,常“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从前面撤旗事件,已可见出刘步蟾的“不可一世之概”;而说他“凛然不可犯”,大概是说刘步蟾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可从下面两个故事略窥一斑。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血战于大东沟。作为舰队战术实施的指挥官,刘步蟾在丁汝昌受伤后,,又肩负其“代为督战”的责任。他“指挥进退”,“尤为出力”,以“定远”、“镇远”二铁舰苦撑危局,卒“转败为功”。
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退缩”,在“致远”被击沉后,即“首先逃走”。战后朝廷下令将其“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其时,方伯谦的闽籍同乡、船政学堂的同学,纷纷设法谋求营救。方伯谦的逃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皇帝既然已经下令问斩,自然是救不了的。
虽然战时大家一起拼战,命悬一线,对逃者深恶痛绝,如“来远”舰就曾向脱逃的“济远”、“广甲”开炮泄愤。但战斗已经结束,命也保住了。一些人又转过脸来,乐意做一点姿态给世人特别是自己的同乡们看。于是,几位舰长相偕来找刘步蟾,欲约刘步蟾一起为方伯谦向上求情。
刘步蟾和方伯谦同样是福州同乡,少小即一道进福建船政学堂,成为船政一期的毕业生,又一道出洋赴英国学习,再长期在北洋海军共事,诸般关系,在人们的眼里,似乎刘步蟾没有不参与救方的理由。但刘步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旗帜鲜明,连半点姿态都不肯作。他对前来的几位舰长斩钉截铁地说:
“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
1894年11月14日,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指挥铁甲舰进威海湾西口时,因为潮涨风溜导致浮标移动,铁舰被暗礁撕破。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且受害者仅仅是自己。不幸中之不幸的是,它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其时,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北洋舰队残存的6艘军舰寄托着朝廷转危为安的希望。
作为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林泰曾既不可能以“客观原因”为借口,又不可能卸责于他人,心如火焚,痛不欲生,急急往见刘步蟾,欲与商酌办法。
作为同乡兼同学,刘步蟾和林泰曾还有一层更加特殊的关系--姻亲。为了让左膀右臂紧密团结,丁汝昌做了月下老人,牵线搭桥,让刘步蟾的儿子娶了林泰曾的女儿。这位“有烈士风”的刘步蟾,面对失去铁甲舰的揪心之痛,面对这自己的儿女亲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说:
“镇”、“定”两船系国家保障,朝廷多次明降谕旨,谆戒保护,尔奈何竟将裂坏,更有何面目见人耶?
林泰曾最后“引义轻生”,“良可悯惜”,加上在方伯谦一案中的表现,刘步蟾的作为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么?恐怕未必。事实上,不徇私情的刘步蟾,这位曾经的所谓“闽党”头儿,不仅因此而惹恼了乡亲和同学,也开罪了军中的洋员,更得罪了方伯谦的后代。
如,战后为方伯谦翻案的《冤海述闻》一书,痛诬刘步蟾私改电报;而为我们记录了上述两个故事的“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则斥其为“真小人哉”;英籍洋员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在30多年后推出的回忆录里,仍对其极尽攻击之能事,大泄其愤;方伯谦的家人更是迁怒于刘,一口咬定方伯谦就“是被刘步蟾害死的”。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甲午风云》,还把刘步蟾描绘成一个大花脸。一个人要坚持原则,总是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