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故事 (听故事)一贫如洗的民国船王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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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筹办了民生公司,从一条船起步,用了不到10年时间,民生公司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中的表现足以让其名垂史册。卢作孚也被誉为“中国船王”。
那么,民生公司是怎样上演小鱼吃大鱼的神话,短短10年间把民生打造成中国航运业巨无霸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亲手导演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卢作孚的跟班怎么会比老板穿得漂亮?卢作孚给自己的亲人又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一贫如洗的民国船王卢作孚。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因为家贫,他只读了6年小学,就辍学进入社会。但卢作孚有着超出常人的自学能力与毅力。小学辍学的他自学成才后,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1924年,卢作孚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这段时期,卢作孚萌生了创办实业的念头,想把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结合起来。
1925 年10月,卢作孚在家乡筹办民生公司,是他一生实业报国的开始。民生公司最初筹款很不顺利。在上海定制第一艘70吨的小轮船,造价3.5万,而他们募集到的股款才2万元,实际到位的仅8000元。这8000元中他还要办一个合川电厂,光是购置发电设备就花了5000元,剩下3000元只能作为定金。东拼西凑,他好不容易才筹足5万元资本。1926年6月,民生的第一条船开进川江,取名“民生”号。
“避实就虚,人弃我取”,是民生公司最初的经营方针。既然人家都拥挤在货运上,他们就从客运开始;既然人家重视长线,他们就做短线。第一年下来,股东分红就有25%,到1927年,股本增加到10万元。
1928年春末,民生的第二条轮船从上海开回重庆,取名“新民”号,这条船是为适应枯水期而定制的,比“民生”号更小,只有34吨,吃水更浅。从此,合川到重庆这条航线在洪水期和枯水期都有了轮船定期航行。1929年,他们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较大的轮船,改名“民望”,此后成为民生的“发家船”。
依靠这三条船,他们设计出一个最有效的航行方案,即“三条轮船,两条航线”。合川、重庆和涪陵三地之间,每天都有轮船开出和到达。在“新民”号起航的时候,以修理船舶为主的民生机器厂也在重庆成立,加上此前的合川电厂,民生公司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几条船。
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吨,连有些公司一条船的吨位都不如,但卢作孚决心以小搏大、化零为整,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
“小鱼吃大鱼”,这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竟然很快成为现实,从而创造了中国实业界的“卢作孚神话”。曾是民生董事的银行家吴晋航称之为“发展兼并三部曲”。
第一步是兼并商轮,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中国人经营的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有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多少现金就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原公司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
率先与民生合并的是上游的福川公司,273 吨的“福全”轮从此改名“民福”。当时民生提出的营业方针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1931 年,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民生,10艘轮船归入“民”字号系列,最大的“青江轮”288吨,改名“民享”。民生船只达到12艘,总吨位1500吨。
1932年,民生继续“化零为整”,在重庆下游,半年内就有4家轮船公司并入,还接收了一家英国轮船公司,增加了7艘轮船,都在900吨以上。卢作孚后来解释,之所以合并成功,就是因为民生自愿吃亏,让对方获利。实际上,这些船也都是折价入股,支付现金不过几十万。
这一年是民生公司诞生的第7个年头、首航的第6年,已拥有19艘轮船,总吨位7000吨,正好是创立时的100倍,职工上千人,是最初的80倍。卢作孚的民生船队初具规模,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也是这一年的6月2日,“民主”轮首次直航上海,将航线延伸到了长江下游,直抵大海边。
民生的第二步是兼并军轮,那就要麻烦多了。“化零为整”中最难的是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的三艘小轮船,后来是刘文辉电令将这些轮船无条件并入民生,在成都还当面严厉指责他哥哥:“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
”直到1932年,这些轮船落入在“二刘”之战中获胜的刘湘手中,才并入民生,但又被刘部的潘文华索回一艘。1935年2月,刘湘的“永丰”轮也卖给了民生。军轮并入民生固然离不开刘湘等人支持,但军阀自身经营不善,年年亏本,想把包袱甩掉,看到民生公司年年赢利想入股,拿船折价,乃是更重要的因素。
第三步是瞄准外国轮船公司。1933年1月,英商太古公司价值60万两白银的千吨巨轮在长江触礁沉没,上海打捞公司束手无策,最后以5000元标价拍卖,无人敢要,结果它被民生买下。在洪水来临前的两个月中,凭土专家张干霆和工人们的智慧加苦战,民生公司奇迹般地打捞成功,后来它由民生机器厂改造成著名的“民权”轮。
外国轮船公司采用大幅降低运价等手段,试图扼杀成长中的民生。当时有人预言1935年有两家轮船公司必倒,一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一是民生公司。结果,捷江倒了,民生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从捷江那里买下5艘轮船。
昔日川江是外国人的天下,触目可见英、美、日、德、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轮船上各个岗位的工种都用英文称呼,连提货单、航程簿都按习惯用的是英文,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民生一开始也沾染上了这种风气。卢作孚感叹:“这真是外国人的天下。”
后来卢作孚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用中文,而且大胆废除航运界长期以来歧视中国海员的不合理规定。原来规定轮船上的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而民生却规定,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民生章程中还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
无论中间有多少曲折,到1934年,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的所有中国人经营的轮船公司都已并入民生。一年后,重庆下游到宜昌一线的所有国人经营的轮船公司也都并入民生。到1936年,民生公司开辟沱江航线,四川境内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出没。
不到十年,小小的民生就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崛起,由八千资本发展到百万资本,从一艘小船发展到三十多艘轮船,从二百里航线延伸到五千多里航线,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轮船公司形成对峙局面,令长期称雄长江的老外大吃一惊。
1938 年9月,入川门户——宜昌。
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互相挤压,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滞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至少在3万人以上。
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天上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流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他要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10 月23日,当卢作孚飞到宜昌时,他看到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都挤满了办理交涉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军政各方面的重要人物,所有办运输的人员都在全力应付,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
眼见长江枯水期将临,航运却陷入了停顿。面对这团乱麻,卢作孚出乎意料地镇定,他坚决而有礼貌地让所有人回去,然后到江边查看物资和轮船的实际情况,再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的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有22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以它们全部的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民生公司平时40天的运输能力大约只有1万4千吨。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
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分段运输计划,11月计划分出宜昌到巴东、巫山、奉节、万县、重庆五段,到12月又开辟南沱、小青滩等转运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都在各站点卸下。
他们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从11月1日起到12月10日,每天有24只船开始穿梭往返,昼夜不歇。
此次宜昌要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6万吨的机器物资,与他们平时1.4万吨的运输能力相比较,这一次是大大超常发挥了。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收30至37元,其他公物收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至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至400元。卢作孚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拿起武器打敌人,但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
身为总经理,卢作孚在民生最初并没有股权,是刘湘等人凑了一笔钱给他入股,股东大会为感激他对公司的贡献,赠送给他一些干股。他自称“小小的股东”,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因为他的股本小至全公司的两千分之一。在1949年12月的《民生公司股东名册》中,他和家属名下的股权共两千股,但是他从未领取过分文红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资生活。1949年后,他名下股金折合3万元,全部交给国家,始终没拿过一文红利。
1932年,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的徐崇林第一次见到卢作孚,印象极深的就是他穿着一身土麻布制服,完全没有大公司经理的派头。有一次卢作孚的四川老乡、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1938年夏天,在武昌,有一次国民党某部队请他讲演,他穿的是民生制服,其跟班翁祥福穿着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公文皮包,神气十足,接待的人误把翁祥福当作了嘉宾。
卢作孚手握几千万资产,却从没想过为自己买地、买房,身后没有财产,没有储蓄,连兼职单位送的车马费都分文不留地捐出去了。许多人慕名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有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单子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字样,这些捐赠的字条、收据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
1942年春天,许多民生职员搬到重庆南岸的“民生新村”之后,卢作孚一家7口才住进红岩村2号,大约有40平米的公司宿舍里,厕所在屋外的菜地里,但这已经是他们家住得最宽敞、最好的时候。他家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具,是30年代初的小电扇,漆都已褪尽。
卢作孚不喝酒,不抽烟,客人来了家里,连烟灰缸都没有。晏阳初在89岁高龄时写下的《敬怀挚友作孚兄》中说:“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
1949 年5月开始,自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张群、叶公超、俞鸿钧、任显群等先后劝卢作孚去台湾,他一一婉言谢绝。
当时的卢作孚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在1949年滞留香港时,一天下午,他和晏阳初在香港山顶花园谈到时局变化时说:“国民党当权派过于顽固,它的完结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从香港回来,他说:“我这次从香港回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我听说有人在骂我,说我卢作孚是个大骗子,入股以后,股金就好像放在镜子里,看得见,拿不出来。又说我这次拿着大家的钱,到中国台湾和美国养老去了。我听了这些流言蜚语,非常生气,所以我一定要回来,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到1950年2月,他回到重庆之前,民生公司亏空已达170亿元,举步维艰,连给职工发工资都极为困难。3月24日,他通过民生公司驻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公私合营”的问题。何乃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两次到香港动员他北上进京。
6月10日,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在他的亲自安排下,滞留香港、价值达5000万美金的民生公司18艘轮船安全回国。8月10日,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在北京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他此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接见,之后谢绝留在北京,坚持回到重庆。9月10日,他回到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把《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正本送到公司董事会,为期两年的公私合营过渡期开始。
1952年2月8日,在民生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卢作孚身边的秘书突然站出来指控卢作孚,称其在北京时曾邀请公务人员吃饭、看戏。当夜,卢作孚在民国路20号临时借住的金城银行住所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终年59岁。据说他给妻子留下了两句简单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