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回忆录 《白崇禧回忆录》简介

《白崇禧回忆录》是由白崇禧口述的,记录他生平经历的书籍。1987年,本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白崇禧在书中回顾了他的一生,讲述了他所参与的诸多战役和他所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反映了一个抗日名将眼中的真实历史。

《白崇禧回忆录》内容简介

    《白崇禧回忆录》全书皆由白崇禧口述。1963年2月开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等先后访问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

1980年至1985年间,由香港《中报》月刊陆续发表整理稿。南昌陆军学院据此整理成书,把全书内容按作战时期和形式调整为六篇二十七章,另冠以篇目标题,并将其中重大事件列成年表,附在书后,以便查阅。

《白崇禧回忆录》记述了白崇禧从军、参政几十年的主要经历;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抗战等战争中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分析了一些重大战役敌对双方的作战决策、兵力部署、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介绍了中国远征军出兵印度、缅甸,与美、英等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情况及国际交往;还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矛盾和斗争;等等。此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白崇禧回忆录》作者简介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阿拉伯名"乌默尔",意义与"崇禧、健生"吻合,当代作家白先勇之父。1893年生于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他十四岁就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先后在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白崇禧是中国近代军事领袖,著名抗日英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民国国防部部长,亦属桂系首领,有"小诸葛"之称。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1966年在台湾去世,安葬于台北六张犁回民公墓。

《白崇禧回忆录》文章节选

第十二章 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

一、敌情

1.日本侵华之历史性。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大将丰臣秀占已有征韩侵华之野心。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要求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要求朝鲜为先锋,几经磋商,朝鲜未允日本所请,因而发生冲突。朝鲜是中国之藩属,当明廷得知日本进兵之消息,亦派兵相援,战争结果互有胜负,此后丰臣秀吉病逝,日兵才自朝鲜撤兵,但其侵略朝鲜之野心并未因此抑止,且仍继续不已。

2.公元1867年,抗战六十九年前,日本新君明治天皇主张维新改革。在此以前,日本为幕府政治,大权操之于地方。自明冶起结束地方割据之局面,中央统一,打破封建制度。明治天皇为人英武,野心勃勃,对外侵略更加积极。

对国内分北进、南进二派,北进派亦即大陆政策派,以中国为侵略之目标,此政策为陆军所支持,南进派即海洋政策派,主张向南洋、澳洲扩张,此派为海军所支持。两派人物多是野心之士,争执不已,结果以大陆政策派胜利。

从此,日本政府便以北进政策为国策。实行这种政策之具体行动,便是甲午战争前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之事。甲午之役更是日本政府执行这种政策之表示。是役,中国大败,虽然中国海军之吨位倍于日本,但是渤海一役,大小舰队几全部覆没,陆军复改于朝鲜境内,结果赔款割地(台湾、澎湖)了事。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进而吞并朝鲜。这些事实都是明治天皇时代日本推行北进政策之结果。

3."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之奏章,其中要点可以摘要记录如下:

(1)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2)欲征服中国,先征满(东三省)蒙(内蒙之热、察、绥)。

(3)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政策变本加厉之后,其势力随之发展——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占中国。

4.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长金谷泛三所拟定之日本国防作战计划预定步骤中,有四点,

(1)为了巩固日本本身之国防,应确保满蒙之安全,因此必须占领中国黄河以北之地区。

(2)利用华民为日本耕作;利用中国市场倾销日本货。为了充裕战时之物资,满蒙有无量之马匹可供征用,粮秣尽量征收,必要时可夺取华民之牲畜,杀伤其农民以利日之军事。

(3)华北产业丰富,田地生产富庶,战时须纳入日本之军政范围之内。日本在该等地区应扩大贸易,设金融机构,发行军用票,委托当地官厅收税,以作铁道建筑费用。

(4)为求战时制胜俄国,须迅速占领海参威、北库页岛等沿海之地区与岛屿,使日本国防无后顾之忧。此外,中东铁路之运输,须向贝加尔湖方面发展。

以上是金谷泛三预定计划中的四点,只有第四点与侵华战争无直接关系。

5.日侵华之步骤。北进政策既定,其侵略之步骤如下:

当日未吞并朝鲜前,国内舆论,朝野上下,一致都说该地是日本国防之第一线;待吞并朝鲜后,又倡定满蒙是其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占领东三省、热河,组织伪满洲国,日本国内之舆论又提出一种谬沦,以为东北与华北相邻,常受华北之威胁,华北军备必解除武装,政治特殊化,如此日本之国防才能安全。

这种步骤之发展由东北而华北,而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全中国。总之,日本占领中国后,方感其国防安全。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心理,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日本对外交之横蛮。日本对华外交素来不讲国际公法之条规,惯用强暴手段,违背外交常轨。欧美各国在我国只有经济之利益与商业之企图,犹有理可喻,日本在我国,因有占领土之野心,故其外交人员极其横蛮,而且外交人员多半由驻华之军政人员兼代,所以交涉对象亦以我国地方之军政首长为主,其旨在分化中国内部,制造猜疑之心理。

譬如何(应钦)梅(津)协定便是一例,这次协定因为我方事前军事未有整理完善,为避免与日方直接发生冲突,所以忍辱吞声订下了这项协定。

日本政府不照外交常例办理交涉,又以军人为后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日本政府煽动中国内部分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民国初年因利用袁世凯做皇帝之心理与北方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约,待袁世凯洪宪登基之后,又帮助蔡锷反袁。

当时日本在天津办有《顺天时报》,梁启超为反对袁氏帝制曾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投向该报,事前为袁氏所知,曾以二十万银元为条件,请该报勿登梁文,该报既收了袁之金钱,翌日照登不误。站在南方政府的立场,当然欢迎《顺天时报》尽量登载不利于袁世凯之文字,但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唯恐中国内部不乱,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7.日本侵华之借口。日本向国内外宣传,因人口膨胀,三岛之面积不能容纳,生产有限,而消费无穷,故极须向外扩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为科学进步,医药发达,人口骤增,每年约增加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时期据调查日本三岛之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韩国约二千万,台湾约七百万,共计约一亿人口。日本因此借人口过剩向满蒙移民,其实是侵略满蒙;因为满蒙不但有广大的地区与丰富的出产,尤其是地下资源为日本之新兴工业所必需。

8.日本平时与战时之兵力。据抗战时调查,日本平时兵源之补给陆军约有十七个师团(一师团有二个旅团),四个独立骑兵旅,两个独立炮兵团,三个独立重炮团,每一步兵师团中至少尚有一个炮兵团,台湾为守备之用特编有混成旅;满铁有兵力六个大队。所以平时兵力总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调四至五个师团至东北,动员约十万人,故陆军增加为三十四万。

日本实行征兵制,战时若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征调可动员三百万人,若年龄上提至十八岁,下延长至四十五岁,可得五百万人。海军平时之吨位约八十万吨,战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吨。海军人员动员五十万。空军当时属于陆、海军,尚未独立,平时约一千五百架,战时七千架。驾驶员约九千八百人。

9.日本之教育。日本之教育本着国防方针而拟定,完全是军国教育。小学教课书中便记载我国产物,资源如何之丰富,旨在从小加强他们的印象,引诱并鼓励他们向中国发展。日本国民豪陕好义,素有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武士道的影响很大;学校教育中,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好勇斗狠。

日本国民这种坚强之性格,若不是日本政府驱使向外侵略,将是世界上了不起之第一等民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以为能战胜俄国全赖日皇英明领导,或某些人作战之功劳,唯独日皇以为应归功于小学教员。

因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屡受俄国之欺凌,小学教员剀切教诲学生,应立志为民族,为国家雪耻,所以培养了敌忾同仇的心理,故能于一九○四年一战击败俄国。由此可见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此种力量,国家之执行者可以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路经日本时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今后日本有二途可供发展,一是王道主义,一是霸道主义。日本若从王道主义,日本两国乃兄亲之邦,先进的应该捉携后进,共存共荣;若从霸道主义,则是侵略他国。

"最后结论,国父希望日本能慎重选择,并厚望日本能行王遣而绝霸道。日本的元老派中,如犬养毅、西园寺公都是反对侵华政策的人物,尤其是西园寺公具有远见,又日本币原外相说吞并中国之东北,宛如吞食炸弹。

自犬养被刺,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蛮横嚣张,待军人内阁兴起,议会中的元老与朝廷里的重臣益发噤若寒蝉。以后,南进派的军人见北进派侵华大有收获,野心勃勃偷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若不因此导致美国中途参战,我国抗战的情况更加艰苦。

日俄战争以后之日本与德国同为远东与欧洲之支柱,两者若不是穷兵黩武而遭受崩溃,苏俄绝不能于欧亚两洲有所发展。可惜两国执政人物导民于战,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不独中国之不幸,日、德之不幸,尤为世界之不幸也。

二、我方之情形

全国人无论军心、民心、精神上,心理上都一致认定"日本是敌人"。众人看清了日本攫取东北,要求华北特殊化,其阴谋乃是逼近长江沿岸,占据中国。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蒋委员长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当时我方之力量约有二百七十个师。

三、毅然入京共赴国难

中央既决定抗战,八月二日奉蒋委员长电召,命我入京共赴困难,我与李德邻先生、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我入京,唯恐中央对我不利。我回家与先室马佩璋女士商量,她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了解国家大事,要我自己决定,可说当时只有她一人不反对我入京,给我精神上不少鼓励。

我自己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

"蒋委员长派其水陆两用座帆由德籍驾驶员驾驶至桂林接我。四日下午我由桂林起飞,同行的有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道经南昌,本想着陆休息,因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遂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

飞抵南京大约是下午三时,在机场迎接之老友计有张岳军、何敬之、程颂云、朱一民、张文白、谷季席诸先生,当晚蒋委员长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后来据他人说,我抵南京之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我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抵京不久,蒋委员长发表我为副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是总长(以后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我奉命以副参谋长兼任部长职)。

中央为全面抗战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刘湘都参加,刘湘在会议席上表示决心抗日,愿出兵五百万。有人说冯、阎、刘肯参加会议与我入京有关,我想未必然,因为抗日已是全国一致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