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的子女 张瑞芳和她的姐妹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有个1936年入党的胞妹张楠以及与她同年入党的胞妹张昕。姐妹仨后来从事的工作有所不同,但在性格和成长等方面却有许多相近之处。

他们出生的家庭,无论以过去,还是现在的眼光看,都是挺“显赫”的。她们的父亲张基,字础石,河北省东充县人,陆军大学炮科毕业生,仪表堂堂、身材魁梧,北伐一开始,便投向国民革命军,担任了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1928年4月19日,张基于徐州军中突然暴亡,时年42岁,传说为蒋介石秘密杀害。早逝的父亲留给女儿们的遗产是他的正直、刚毅、豪爽的性格。家庭的变故,无形中增强了姐妹间的凝聚力,使他们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全家合影。右一为4岁的张瑞芳。左起:姐姐张楠、妹妹张昕、母亲廉维、哥哥张伯弨和时任北伐军炮兵司令的父亲张基

终生影响来自母亲

对姐妹仨产生终身影响的应该说是被周恩来称之为“确实难能可贵的中将夫人”——她们的母亲廉维。1944年,周恩来曾写信给张瑞芳说,你们母亲的“许多事,你们做儿女的未必完全知道,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你们的母亲是很值得钦佩和尊敬的英雄”。

廉维原名杜建和,北京密云县古北口人。她的父亲以开明士绅身份教书,却不许女儿念书。廉维的一点儿文化是从兄弟那儿学来的。婚后,又因怀孕,忍痛从府右街北口培根女校退学。丈夫的噩耗未能击倒廉维,她谢绝了丈夫故旧挚友为她筹划募金的好意,毅然带着女儿们定居在北京北城偏僻、安静的法通寺10号,节衣缩食,让三个女儿继续学业,从而为女儿们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廉维严格教育子女的座右铭是“勤、学、俭”,她常对女儿们说:“你们将来一定要自立,不能依赖任何人。”她自己于1936年冬,由黄敬同志介绍入党。1939年,跟随杨春甫同志离开北平,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

张瑞芳主演的电影《母亲》的人物原型,就是自己的母亲

大姐张楠:张家“大总管”

大姊张楠,1916年生,曾就读于中国大学国文系。1936年初,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着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于同年入党。1918年出生的张瑞芳高中没念完,就考进了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小妹张昕,1920年生,在女一中一直功课全优,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七•七事变”,致使学业中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姐妹仨和杨易辰、荣高棠、陈荒煤、王拓、管平、方深、胡述文等人组成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先后在鲁、豫、苏、鄂等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张楠和“移动剧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后来都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张楠在组织部培训学习了三个月,然后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以王明为部长,柯庆施、徐冰为副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工作。1939年,张楠和王拓结为夫妻。王拓是高于张楠两个年级的中大政治系的学生,上学期间,王拓便对端庄、健美、颇有大家闺秀风度的张楠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有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后,他都要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他步行到法通寺10号,去“投递”一封封倾诉衷肠的信,人却不进去……王拓1938年入党,解放后曾任外交部交际处处长、国际司副司长,70年代初,出任国家体委对外司司长。

1939年9月,张楠因身体不好,由组织批准到重庆养病,并在《新华日报》工作。1940年4月,张楠夫妇的大女儿王好为出生了(后为北影导演,以导演《瞧这一家子》、《潜网》、《哦、香雪》等影片而蜚声影坛)。

前面右一是张瑞芳姐姐张楠,后面右一张瑞芳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楠为掩护这时已在重庆崭露头角、为各方所注意的大妹张瑞芳的中共党员身份,决定和丈夫王拓转移到成都。1942年,张楠夫妇又到了河南南阳。这期间,张楠一直和在重庆的张瑞芳保持着联系。

1946年,中组部通知他们赴张家口工作。同年,张楠夫妇又调入北平军调处,后到长春。1948年,经沈阳返回北平。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后的第二天,张楠便进了北平市军管会。以后又在市秘书厅、政务院人事处工作。

1954年,张楠在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师资训练部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被中组部分配到陈伯达为主任、田家英和胡绳为副主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1958年5月,政研室和中央党校各五人创办了《红旗》杂志。张楠先后在《红旗》任政治编辑和办公室主任。

1964年,陈伯达任院长,胡乔木、周扬任副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张楠任党总支书记和人事处处长。应该说张楠先后“涉足”的单位,均是中国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顶尖”的机构。这也间接印证了张楠的政治素质之高。

1966年“文革开始”,陈伯达在院的组长会上点名批评张楠“她从不听我的”,张楠大倒其霉,被造反派穷追猛批。

1967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张楠去了河北汉沽农场。1978年到社科院法学所工作。1981年办了离休手续。1983年正式退了下来。晚年张楠身体并不是很好,但依然保持着当年乐观、开朗、刚强的精神面貌。

大名鼎鼎的张瑞芳

中国影坛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是这个家的二女儿。她的演艺生涯实际上从女一中时就开始了。那时女一中演戏请的导演是北平工学院的大学生俞克稷。俞克稷为人正派,富有才气,但老相、呆板。他曾同时被北京大学、北平国立艺专和工院电机系录取。俞克稷成了张瑞芳的朋友。1936年俞克稷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电力公司工作。

“一二•九”运动以后,在艺专上学的张瑞芳和崔嵬多次在群众大会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初显才华并深深爱上这门艺术的她,多么希望能在这个事业上大有作为!

“移动剧团”后期,人心浮动,年轻、热血的知识分子们,有的想去打游击,有的想去延安••••••“自己到底何去何从?”张瑞芳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深知她的大姐张楠对他说:“从你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考虑,你应该到重庆去,那里的抗日文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此时,俞克稷在重庆组织了一个“怒吼剧社”,也盛情邀请张瑞芳赴渝。

1938年秋赴渝的张瑞芳,进了演艺界后,艰辛备尝,终成翘楚,在1941年4月这一时期打开了局面,成了当时被中国话剧界称为“四大名旦”中的一个,另三个人为白杨、秦怡、舒绣文。

1938年,张瑞芳由杨述介绍入党。开始,她和《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坚“单线联系”,吴克坚再和周恩来联系。后来,张瑞芳就直接和周恩来联系上了,开始了与这位伟人长达40年的私人友谊。1960年7月22日,年高德劭的老母亲不幸因脑溢血溘然长逝。老人长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廉维同志之墓”几个字,就是当年由周恩来亲自题写的。

张瑞芳兄妹与母亲

张瑞芳在政治和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她的第一次婚姻却结束了。俞克稷不是党员,并对张瑞芳日渐增多的社会活动不满……张瑞芳的第二个丈夫是金山,金山1931年入党,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结婚。

1946年,张瑞芳和金山到长春接收满洲电影制片厂,金山成了长影厂的第一任厂长。50年代初期,张瑞芳先后在北影和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在这个时期,她的第二次婚姻又遇上了阴云。金山移情别恋,看上了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

个人生活的坎坷,压不倒充满活力的张瑞芳,也丝毫不能妨碍她在新中国的银幕上屡放异彩。同金山办完离婚手续后,张瑞芳调到上影,在上影终于找到了感情上的真正归宿。他的丈夫叫严励,老新四军,当过县委书记。

“文革”中,张瑞芳屡经磨难,九死一生。有一次造反派审她时狂吼到:“你们一家人都是反革命!”张瑞芳怒斥道:“我们一家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张楠已经死了!”气急败坏的造反派信口雌黄。听了此话,张瑞芳心头轰然,泪水四溢。

刹那间,她顿生“生不如死”的念头。人处厄境时的最后精神依托,莫过于相知相通的亲人。张瑞芳至死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1937年,当“移动剧团”路过河南一个小城镇的车站时,19岁的张瑞芳突然想吃烧鸡。

平时一向严厉、此时管着全团伙食费的大姐,却默默地搜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积蓄,给她买了半只烧鸡。寒风中,姐妹俩背靠背坐着,大姐一口没吃,为她遮挡着不时袭来的寒风……“文革”中最让张瑞芳难受的事,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自己连累了大姐,让她遭受了造反派没完没了的“外调”骚扰。

张瑞芳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和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职务,2012年6月去世,享年95岁。

秀美的小妹张昕

张家秀美的小妹张昕,1938年赴延安,开始陕北公学高级班的学习,继而在新华社为《今日中国》刻钢板,后在延安女子大学上学。最后被借调到鲁艺演《带枪的人》,并成了鲁艺的演员。

1941年,张昕和在“移动剧团”相识的陈荒煤结婚。陈荒煤1932年入党,解放后历任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演出剧照,陈荒煤中,张瑞芳左,张昕右

1946年,张昕调到晋冀鲁豫文联当戏剧研究员,实则整个机关当时都下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

建国后到北京,先和二姐张瑞芳一起在北影工作。1954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请苏联专家卡桑斯基授课,张昕和其他三位当年鲁艺的同学,做了卡桑斯基的助手。训练班结业后,张昕留在电影学院担任表演教员兼班主任。张昕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她既不喜欢管别人,也不喜欢别人管自己。她非常热爱自己的教师事业,也很喜爱自己的学生,所以“文革”落难时,有许多学生暗中接济她的孩子。

1964年,电影界整风。1965年5月,陈荒煤因莫须有的罪名调任重庆市副市长。接着,张昕也去了这座山城,说是任重庆市话剧团的总导演,实则一天也没能干过。

不久,“文革”开始了,张昕干上了看剧院大门和帮厨的活儿。造反派吩咐说:“谁也不许放进来。”铁面无私的张昕让剧院的顶头上司都吃了“闭门羹”,哭笑不得的造反派只好不让张昕看大门了。

可日子一天比一天拮据窘迫。张昕有一段时间,每月只有15元伙食费,陈荒煤也被关进了监狱。1967年,张昕又被北京电影学院揪回北京批斗。危难之中,是大姐张楠收容了她和她的两个幼小的女儿陈好林、陈好梅,罄其所有,百般呵护、体恤。

张昕谈到自己的大姐,总是十分动情:“长姊如母,大姐是我们感情上的依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她时时处处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到自己。在北平上学时,大姐看我们是小孩子,其实她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不爱和我们多说话,可到了延安后,大姐对我们嘘寒问暖,给我做棉衣、帽子,生怕我冻着。

解放后,我生孩子,也是大姐亲自护送到产院,连月子都是在大姐家坐的。同时,正统到了可笑地步的大姐对我们还十分严肃,但严肃中却又透着十分真诚,也是真正的关切!我们都非常敬重大姐,打心眼里爱她,相信她。”

张昕(左1)与二姐 张瑞芳

1976年,张昕于无奈中,让自己招生、招工都没有人要的二女儿顶替自己参加了工作,在重庆码头当苦不堪言的搬运工。当有关人员让陈好梅填上“自愿”的字样时,张昕的“老毛病”又犯了,她大声说:“服从分配,但不自愿!”

1978年春节后,陈荒煤中断了十几年的组织生活恢复了,张昕也于次年重返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1985年后,现仍时常为自己的学生看本子、出主意,一刻也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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