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死因过程 聂耳死因探析

聂耳(左一)与张鹤、日语教师等友人在日本隅田公园留影。

1935年8月4日中国留日学生在千叶县北条举行追悼聂耳大会,图为追悼会合影。

    □  崎松  文/图

    1935年2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上海遭到破坏。田汉、阳瀚笙、赵铭彝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4月,又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艺术家,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暂时躲避一段时间。聂耳假借去日本大阪找做牛皮生意的三哥为名,于同年4月15日乘"长崎号"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经过长崎、神户、大阪后,4月18日,聂耳到达了东京。当时,他做了三个"三月学计划",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但同年7月17日,聂耳到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他只完成了第一个"三月学习计划",总共只在日本住了92天。

    由于聂耳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又武装侵犯上海等事件之后出国的,他又以创作抗日歌曲而著名,加之他的遗体从鹄沼海打捞上来时,发现"从口里流着少许血,头也出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少猜疑,认为其死因不明,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害死的,从而对于当时日本医生和警方鉴定为"溺水死亡"的结论不太相信,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75年,我们可以比较冷静而又客观地来分析认识这个问题了。

    其一:聂耳去日本时,他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不要说日本人不知,就连中国的留学生也不知道。

    1935年6月2日,聂耳应邀出席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他到会是要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作一次演讲。由于他动身较早,去接他的人还没有到会场,他已经去到。

于是主持人说:"聂耳君尚未到,请大家再等一下。"这时聂耳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经到了"。原来,他在报到本上签的名字是"聂守信",主持人翻看过签名本,他不知道聂守信就是聂耳。

    其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初稿于1935年3月写于上海,带到日本修改定稿后,同年4月下旬,才从日本寄回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

    这首歌到5月9日,百代唱片公司才录成唱片。到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才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当时,也没有传到日本。

    其三:聂耳在日本共写下日记20篇,没有讲到过他受到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

    其四:聂耳在日本三个月,给家人亲友共写信7封,现在保留下来在《聂耳全集》中的有6封,没有一封信谈到他曾受到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

    其五:当时,聂耳仅是一个业余的青年音乐工作者,名气也不大。

    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是他死后14年,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定的。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又到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时,把《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

    1935年8月16日,上海电影界、文学界、音乐界在金城大戏院召开追悼聂耳的大会,会标写的是:"追悼划时代的歌曲作者聂耳先生"。

    现在我们称聂耳是"中国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为新中国成立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等等。这些都是后来大家对聂耳所作的贡献的一种评价、敬称和肯定。

    其六:1935年上海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但他出国去日本是秘密的,并没有办理任何出国护照。只是凭他的一张昆明读书的毕业证书,就过关了。所以国民党政府驻日本的东京大使馆,根本就不知道聂耳何时到日本。

    第七:中国左翼作家张天虚(张鹤)是聂耳的好友,他在聂耳之前早已到了日本。聂耳到日本后,就是他去接的。聂耳遇难时,他赶到第一现场认领遗体,办理火化。召开追悼会、在日本编辑出版《聂耳纪念集》都是由张天虚主持办理。但从张天虚写的纪念文章或他主编的《聂耳纪念集》中,都没有看到有日本特务暗害聂耳的说法。

    1935年8月底,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从日本护送回上海,存放在郑易礼家中。1936年底,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到上海把弟弟的骨灰接回昆明,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生前钟爱的昆明西山。

    第八:聂耳是与好友李相南(朝鲜人)共同去藤泽市宾田实弘家休假游玩的,住到宾田家里。当天陪同聂耳到海滨游泳的人除了李相南以外,还有宾田的姐姐宾田秀子,宾田的侄子松崎厚等3人。在他们的回忆中也没有见到有任何陌生人跟踪聂耳的情况,都认为聂耳遇难是偶然发生的事件。

    第九:聂耳遇难的第二天,1935年7月18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出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民国学生溺死?东京神田今川小路中华民国学生聂守信(二四)于十七日下午二时左右在神奈川县鹄沼水浴场游泳时失踪,现藤泽署正在寻找中。"

    从这则短讯中,我们可以看到,聂耳当时在东京的住址和身份都没有写对,更没有提到他的笔名和音乐作品。

    据日本作家斋藤孝治在他写的《聂耳——闪光的生涯》一书中介绍,正式将聂耳介绍给日本社会的第一篇文章,是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写的,题为《在日本的支那现代剧》,刊载在《朝日新闻》1935年12月21日的报纸上。这时,聂耳逝世已经有5个多月了。

    在这篇文章中,秋田写道:"被称为现代中国天才作曲家的聂耳在去巴黎留学的途中,于今年7月17日不幸在神奈川县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死。他的死,不仅是日本的一般社会,就是话剧艺术家和音乐家中间也几乎无人知晓,而聂耳在日本的死却在中国的艺术界和民众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我为什么在这篇短文中要论述这位天才音乐家,其目的是为了揭开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邻邦艺术的了解犹如盲人一般,实在知道得太少了。"

    第十:聂耳逝世至今已有75周年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的战犯受到了公审,许多历史档案已揭秘,一些当时的知情人也写书提供了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案情,但从这些史料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暗害聂耳的蛛丝马迹。我们中国有谚语说"用纸包火是包不住的"、"大雁飞过也会落根毛的"。可见,聂耳遇难的原因属于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被日本特务暗害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

    除了上述十条理由之外,笔者还在玉溪专门采访了一位从事游泳教练多年的老专家。他说,游泳出事遇险,原因有三种:一是不懂水性,没有学过游泳的人;二是学会游,但不了解江情、海情、湖情的人。三是对游泳比较熟练,但没有专门接受过训练,不懂得遇到各种危险时如何进行自救的人。聂耳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人。

    这位老教练曾先后下水救过遇险的青少年20多人,他说有多数人救活了,有少数人还是没有救活,被淹死了,也发现有个别人救上来以后鼻子里流血的。至于聂耳的遗体打捞上岸后头上出少许血,要当时具体检查有无在跳海浪时撞到石头或异物没有。他认为跳海浪时,也有人会由于难喘气而溺死。

    学术研究只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虽然收集研究有关聂耳史料已有30多年,但对此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藤泽市民就自愿发起捐款,在鹄沼海滨为聂耳建造纪念碑。到了1954年11月11日,纪念碑正式落成。

1956年因27号台风引起海啸,聂耳纪念碑被海水冲击而流失。1963年6月1日,藤泽市人民成立了纪念碑保存会,力争重建。1965年9月,聂耳纪念碑重新建成。可见,中日两国人民以聂耳作为友谊的桥梁,曾经谱写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原藤泽市市长、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叶山峻先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2年10月,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先生收集了不少资料,写成了《聂耳小传》在日本发表。1999年7月,日本作家斋藤孝治先生著的《聂耳——闪光的生涯》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2003年2月,本书被译成中文,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发行。2010年2月,崎松主编的《聂耳与日本》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会永远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