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国粹与错学 许地山:国粹与国学(下)
钱先生所说“学者各榜门户,自命传统”,在国学界可以说相当地真。“学有师承”与“家学渊源”,是在印板书流行之前,学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谁家有书他们便负笈前去拜门。因为书底钞本不同,解释也随着歧异,随学底徒弟们从师傅所得底默记起来或加以疏说,由此互相传授成为一家一派底学问,这就是“师承”所由来。
书籍流行不广底时代,家有藏书,自然容易传授给自己的子孙,某家传诗,某家传礼,成为独门学问,拥有底甚可引以为荣,因此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学渊源”底金字招牌(朱晓按:“家学渊源”是印刷不发达年代的事。
),在当时是很可以挂得出来底。自印板书流行以后,典籍伸手可得,学问再不能由私家独占,只要有读书底兴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底书,对于从前治一经只凭数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残守阙底感想。
现在的学问是讲不清“师承”底,因为“师”太多了,承谁底为是呢?我在广州曾于韶舞讲习所从龙积之先生学,在随宦学堂受过龙伯纯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为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说我师承了康先生底学统。
在大学里底洋师傅也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承传着西洋大学者底学问底,但我也不敢自称为哲姆斯、斯宾塞、柏格森、马克思、慕乐诸位底学裔。
在尊师重道的时代,出身要老师推荐,婚姻要问家学,所以为学贵有师承和有渊源,现在的学者是学无常师,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学问,师傅只站在指导与介绍知识底地位,不能都像古时当做严君严父看。印板书籍流行以后,聚徒讲学容易,在学问上所需指导底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底多,所以自程朱以后,修身养性变为从师授徒底主要目标,格物致知退于次要地位(朱晓按:从印刷的发展看程朱,好思路。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从师若不注意怎样做人底问题,纵然学有师承,也只能得到老师底死的知识,不能得到他底活的能力。我希望讲师承底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层。
至于学问为个人私利主义,竞求温饱底话,我以为现在还是说得太早。在中国,社交学问除外,以真学问得温饱算起来还是极少数,而且这样底学者多数还是与“洋机关”有关系底。我们看高深学术底书籍底稀罕,以及研究风气底偏颇,便可理会竞求温饱底事实还有重新调查底余地。
到外国去出卖中国文化底学者,若非社交的学问家便是新闻事业家。他们当然是为温饱而出卖关于中国底学问底。我们不要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文化底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们所要底正是一般社交的学问家与新闻事业家所能供给底。
一个多与欧美一般的人士接触底人,每理会到他们所要知道底中国文化不过是像缠足底起源、龙到底是什么动物、姨太太怎样娶法、风水怎样看法之类,只要你有话对他们说,他们便信以为真,便以为你是中国学者。
许多人到中国来访这位、问那位,归根只是要买几件骨董或几幅旧画。多数人底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国文化,只在带些中国东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在外国批发中国文化底学者,他们底地位是和卖山东蓝绸或汕头抽纱底商人差不多,不过斯文一点而已。
在欧美底学者可以收费讲学,但在中国,不收费底讲学会,来听讲还属寥寥,以学问求温饱简直是不容易谈。这样为学只求得过且过,只要社会承认他是学者,他便拿着这个当敲门砖,管什么人格底结晶与不结晶。这也许是中国学者在社会国家上多不能为国士国师而成为国贼国狗,在学问上多不能成为先觉先知而成为学棍学蠹底一个原因罢。
我取底是“衣食足而后知礼义”底看法,所以要说,“得温饱才能讲人格”。中国学术界中许多人正在饥寒线底下挣扎着,要责备他们在人格上有什么好榜样,在学问上有什么新贡献,这要求未免太苛了。
还有,得温饱并不见得就是食前方丈,广厦万间,只求学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底供给方便与充足就够了。须知极度满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识的学者所追求底。
学术除掉民族特有的经史之外是没有国界底。民族文化与思想底渊源,固然要由本国底经史中寻觅,但我们不能保证新学术绝对可以从其中产生出来。新学术要依学术上的问题底有无,与人间底需要底缓急而产生,决不是无端从天外飞来底。
一个民族底文化底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底久远与经典底充斥。牛津大学每年间所收底新刊图书可以排出几十里长,若说典籍底数量,我们现在更不如人家。钱先生假定自道咸而下,向使中国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在与西洋潮流相接触之前先变成一个样子,则中国人可以立定脚跟,而对此新潮,加以辨认与选择,而分别迎拒与蓄泄。
这话也有讨论底必要。我上头讲过现代学问底精神是从治物之学出发底,治物之学也可以说是格物之学,而中国学术一向是被社交学问、社交文艺,最多也不过是做人之学所盘据,所谓“朴学”不过为少数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证其必为进身之阶。
朴学家除掉典章制度底考据而外,还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格物之学呢?医学是读不成书底人们所入底行;老农老圃之业为孔门弟子所不屑谈;建筑是梓人匠人底事,兵器自来是各人找与自己合适底去用;蚕桑纺织是妇人底本务;这衣,食,住,行,卫五种民族必要的知识,中国学者一向就没曾感觉到应当括入学术底范围,操知识与智慧源泉底纯粹科学更谈不到了。
治物之学导源于求生活上安适的享受底理想和试要探求宇宙根源底谜。学者在实验室里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国学术岂但与人生分成两截,与时代失却联系,甚至心不应手,因此,多半是纸上谈得好、场上栽筋斗底把戏。
不动手做,就不能有新发见,就不能有新学术。假如中国底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会自己变更底话,乾嘉以前有千多年底机会,乾嘉以后也不见得就绝对没有。
日本底维新怎么就能成功,中国底改革怎么就屡次失败呢?化学是从中国道家底炼丹术发展底,怎么在中国本土,会由外丹变成内丹了?对的思想落在不对的实验上,结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产出利用厚生底学问。医学并不见得不行,可是所谓国医,多半未尝研究过《本草》里所载底药物,只读两三本汤头歌诀之类便挂起牌来。
千年来,我们底医学在生理、药物、病理等学问上曾有什么贡献呢?近年来从事提炼中国药物底也是具有科学知识底西医底功劳。
在学问的认识上,中国人还是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与行,也不信进步,改革自然是谈不到底。我想乾嘉以后,中国学术纵然会变,也不会变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别迎拒与蓄泄西洋学潮底地步,纵然会,也许会把人家底好处扔掉,把人家底坏处留起来。
像明末底西洋教士介绍了科学知识和他们宗教制度,试问我们迎底是什么呢?中华文化,可怜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这话十年前我不这样说,五年前我不忍这样说,最近我真不能不这样说了。
不过死水还不是绝可悲的,只要水不涸,还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朱晓按:死水复清溢出,许地山的心还没有死。)。这工夫要靠学术界底治水者底努力才有希望。世间无不死之人,也无不变的文化,只要做出来底事物合乎国民底需要,能解决民生日用底问题底就是那民族底文化了。
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境遇底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根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底研究入手。不过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学术底常识,审慎择别,不可抱着“花子吃死蟹,只只好”底态度。那么,外国那几套把戏自然也能够辨认与选择,不致于随波逐流,终被狂涛怒浪所吞咽。
中国学术不进步底原因,文字底障碍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提出这一点,许多国学大师必定要伸舌头底。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静的头脑去思维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字问题底严重。
我们到现在用底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底工夫不可。读三五年书,简直等于没读过。许多大学毕业生自从出来做事之后便不去摩书本。他们尚且如此,程度低些底更可知。
繁难的文字束缚了思想,限制了读书人,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会几十万言底书已很少见,百万千万言底书更属稀罕了。到现在,不说入学之门底百科全书没有,连一部比较完备的字典都没有。
国人不理会这是文化低落底病根,反而自诩为简洁。不知道简洁文字只能表现简单思想,像用来做诗词,写游记是很够底。从前学问底范围有限,用简洁的文体,把许多不应当省掉底字眼省略掉还不觉得意义很晦涩,读者可用自己底理会来补足文中底意思。
现代的科学记载把一个字错放了地位都不成,简省更不用说了。我们底命不加长,而所要知要学的东西太多,如果写作不从时间上节省是不成的。我们自己的文化担负已是够重的了,现在还要担负上欧美的文化,这就是钱先生所谓“两水斗啮”底现象,其实是中国人挣扎于两重文化底压迫底下底现象。
欧美的文化,我们不能不担负,欧美人却不必要担负我们底文化,人家可以不学汉文而得所需底知识,我们不学外国文成么?这显然是我们底文化落后所给底刑罚,目前是没法摆脱底。
要文化底水平线提高,非得采用易于学习底拼音文字不可。(朱晓按:许地山关于“拼音文字”的意见,是“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延续。
这一方案是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吴玉章等人拟定的,其要点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标记声调。1933年起国内各地相继成立团体进行推广。1935年12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运动,半年之内,有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教界人士六百六十八人签名。
)千字课或基本汉字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因为在学术上与思想表现上是须要创造新字底,如果到了思想繁杂底阶段,几千字终会不够用,结果还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块字。
现在有人用“圕”表示“图书馆”,用“簙”表示“博物院”,一个字谈成三个音,若是这类字多起来,中国六书底系统更要出乱子。拼音字底好处在以音达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么话就写出什么活,直截了当,不用计较某字该省,某句应缩,意思明白,头脑就可以训练得更缜密。
虽然拼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还不能算是真正拼音底,但我们须以拼音法则为归依,不是欧美文字为归依。
表达思想底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国民底知识提高。人家做十年,我们非得加上五六倍底时间不可。日本维新底成功,好在他们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们底文化能追踪欧美。我们一向不理会这一点,因为我们对于汉字有很深切的敬爱,几十年来底拼音字母运动每被学者们所藐视与反对。
许多人只看文字是用来做诗写文底,能摇头摆脚哼出百几十字便自以为满足了。改良文字对于这种人固然没有多大的益处,但为学术底进步着想,我们不能那么浪费时间采用难写难记底文字。古人惜寸阴分阴,现代的中国人更应当爱惜丝毫光阴。因为用高速度来成就事物是现代民族生存底必要条件。
德国这次向东方进兵,事实上是以血换油。油是使速度增进底重要材料。不但在战争上,即如在其他事业上,如果着手或成功稍微慢了些,便等于失败。所以人家以一切来换时间,我们现在还想以时间来换一切,这种守株待兔底精神是要不得底。
国民智力底低下,中国文字要负很重的责任。智力底高低就是发见问题与解决问题底能力底速度底高低。我以为汉字不改革,则一切都是没有希望底。用文字记载思想本来和用针来缝布成衣服差不多,从前的针一端是针口,另一端是穿线底针鼻。
缝纫底人一针一针地做,不觉得不方便。但是缝衣机发明了,许多不需要的劳动不但可以节省而且能很快地缝了许多衣服。缝衣机底成功只在将针鼻移到与针口同在一端上。拼音文字运动也是试要把音与义打成一片。
不过要移动一下这“文字底针鼻”,虽然只是分寸底距离,若用底人不了悟,纵然经过千百年也不能成功。旧工具不适于创造新学术,就像旧式的针不能做更快更整齐的衣服一样。有使中国文化被西方民族吸收愿望底先当注意汉字底改革,然后去求学术上的新贡献,光靠残缺的骨董此后是卖不出去底。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怕新学术呼不出,也不怕没人去做专门名家之业,所怕底是知识不普及。一般人底常识不足,凡有新来底吃底用底享受底,不管青红皂白,胡乱地赶时髦。读书人变成士大夫,把一般群众放在脑后,不但不肯帮助他们,反而压迫他们。
从农村出来底读书人不肯回到农村去,弄到每个村都现出经济与精神破产底现象。在都市底人们,尤其是懂得吹洋号筒底官人贵女们,整个生活都沉在花天酒地里,批评家说他们是在“象牙之塔”里过日子。
其实中国哪里来底“象牙之塔”?我所见底都是一幢幢的“牛骨之楼”罢了。我们希望于学术界底是在各部门里加紧努力,要做优等人而不厌恶劣等的温饱,切莫做劣等人而去享受优等的温饱。那么,平世之学与乱世之学就不必加以分别了。
现在国内底大学教授,他们底薪俸还不如运输工人所得底多,我们当然不忍说他们是藏身一曲,做着与私人温饱相宜底名山事业。不用说生存上,即如生活上必须的温饱,是谁都有权利要求底。读书人将来会归入劳动阶级,成为“智力劳动者”,要恢复到四民之首底领导地位,除非现在正在膨胀着底资产制度被铲除,恐怕是不容易了。
〔附言〕六月二十四日某先生在《华字日报》写了一篇质问我底文章,题目是《国粹与国渣》,文中有些问题发得很幼稚,值不得一答。惟有问什么是“国粹”一点,使我在学问的良心上不能不回答一下。我因此又连想到六月八日钱穆先生在《大公报》发表底星期论文《新时代与新学术》,觉得其中几点也有提出来共同讨论底必要,所以写成这一篇,希望底是能抛碎砖引出宝玉来。文中大意是曾于六月二十八日对岭英中学高中毕业生讲过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