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哪年出生 何中华:哲学学论纲
内容提要:哲学学作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它以人类广义文化为参照,把哲学本身对象化。哲学学是一个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在文化的逻辑层面,哲学与文化原型的关系构成元哲学的对象;在文化的历史层面,哲学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始源性关系成为哲学发生学的研究内容;在文化时代性维度上,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确定了哲学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在文化民族性维度上,哲学与不同文化系统的关系构成比较哲学的研究领域。
“哲学是什么”为哲学学的基本问题,对它可作出各种可能的回答。哲学学与哲学理论、哲学史之间的开放性联系,决定其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双重特征。
何谓“哲学学”?简言之,哲学学就是哲学的自我反思。凡是以哲学自身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都属于哲学学范围。如果说哲学是反思,哲学学则是反思的反思,即对哲学本身的再思考。哲学学的终极目的是确立某种哲学观,其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哲学是什么”,以揭示哲学的本质及其表征。
哲学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只有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层面的审视和观照,才能对其作出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哲学学应该是一个由元哲学、哲学发生学、哲学社会学和比较哲学诸分支学科组成的完整体系。
任何反思都需要中介,哲学的自我反思也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参照系,以便为问题的展开提供广阔的研究背景。只有以广义人类文化为中介,把哲学置于宏观文化背景之下,才能使哲学与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相沟通,从而为哲学本质的全面展现找到一种可能的视角。
在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哲学学的研究可以从不同侧面获得展开。人类文化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既体现着时代性,又体现着民族性。在逻辑层面上,哲学与文化原型的关系,构成元哲学的内容。
在历史层面上,哲学与文化的发生学关系,构成哲学发生学的研究对象。在文化时代性意义上,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表现为时代精神与哲学之间的互动,它属于哲学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在文化民族性意义上,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不同文化类型对哲学的深刻影响,这属于比较哲学的领域。
元哲学是在逻辑层面上对哲学的本性和功能的考察。从逻辑的角度看,哲学在本质上是文化原型的自觉形式,其功能是对人的文化存在的自觉整合。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心理感受是变动不居、杂乱无序的。为了寻求属人世界的完整,人必须保持自我的同一。只有哲学才能充当这种同一性的内在基础。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己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因此,人的存在既是超验的,又是经验的。
相应地,哲学也表现为对人的自我同一性的内向追求和外向追求两种类型:前者是以内在化过程为途径的哲学,寻求的是人的心灵宁静;后者则是以外在化过程为途径的哲学,它追寻的是经世致用。就前者而言,哲学的整合功能表现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弥合,即超越现象界给人带来的纷扰,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本体澄明之境,以便为人的心灵建立一个终极坐标,从而找寻精神家园。
外向追求的哲学则试图为人的经验存在建构一个绝对参照系,为人的现实——历史存在定位,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这两类哲学都不过是人为自己的存在“立法”,亦即“给不确定者以确定”(柏拉图)。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具有内倾与外倾两种类型。前者注重内心体验,后者注重外向探求。这恰恰为哲学类型的分化提供了某种心理学依据。
在中西哲学史上,哲学的两种类型都有典型的表现。中国哲学以儒道互补为基本框架。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它试图为人的经验存在(主要是伦理)建立一个绝对参照,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其历史发展亦表现为“道”的延续(道统)。
道家哲学则与儒学大异其趣,它是无为、出世的,即超越经验层面的真善美意向,达到一种绝对、无待和宁静的状态,即“道法自然”、“不欲以静”。在西方,作为古希腊文化象征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种典型,分别构成了不同哲学追求的原始文化氛围。
阿波罗精神意味着外在超越,即注重人的经验存在;狄奥尼索斯精神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即寻求形上学体验。罗素写道:“在希腊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并且是获得多种多样事实的知识感到兴趣的”(《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6页)。
他认为,早期的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及亚里士多德哲学代表后一种倾向,而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奥尔弗斯的崇拜形式影响到毕达哥拉斯,进而注入柏拉图哲学,形成了另一类型的哲学传统。
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整合,归根到底是整合人类文化,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蕴含于文化无意识层面的潜在结构,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遗传基因。哲学则是这种潜在基因的显化,即通过文化反思而达到的一种自觉状态。
因此,哲学与文化原型分别构成了人类文化所包含的显在与潜在两个相互对应和同构的层面。在自觉的意义上,作为文化原型的反思形式,哲学成为人类文化的内核,而文化则是哲学的载体和表征。如果说,人类的一切文化方式都是文化原型的某种无意识的显现,那么,哲学则是通过反思而达到的自觉显现。这也正是哲学同其他文化方式的区别所在。在此意义上,哲学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使人对文化原型的回忆与反省成为必要和可能,它要求人们打开文化原型这一“黑箱”,以便为人的存在建立一个自觉的坐标。而哲学就是对积淀在人的无意识层面的文化原型这一种族记忆的自觉反省。它的作用是在此基础上对文化原型的自觉强化与能动建构,由此决定了文化原型的不断延续与历史生成。
一方面,哲学规范和整合着人的文化行为和活动方式,通过选择和同化作用,使人的行为认同于文化原型,成为“文化的”。另一方面,哲学又通过把个体的创造性固定下来,整合到原型之中,使之获得重构,从而改善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和能力。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作用,哲学实现着对人的文化存在的整合。
哲学对文化的自觉整合,是通过认知、价值和审美三个不同层面实现的,即为认知(真)、价值(善)、审美(美)提供最高范式。内向哲学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亦即达到消解主客观对象性关系的绝对本体。外向哲学则将最高的真善美尺度诉诸于人的经验存在,把人的经验世界整合为有机整体。
哲学对于科学认知行为具有三个方面的约束和范导作用:首先,科学本身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因而需要哲学赋予其意义标准,以便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有目的的行为模式。其次,科学本身无法解决自身的合理性问题,这已为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逻辑地证明。这种非自足性决定了科学最终有赖于哲学为其提供形上学预设。再次,哲学还为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如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对科学就具有方法论意义。
人是一种价值存在物,他能够自觉地把内在尺度同对象的尺度观念地或实际地统一起来,从而使对象满足自身的需要。但由于人的需要的多极化及对象属性的多向度特点,人的价值关系又是多种多样的、不确定的和随机的,从而人的价值世界是分裂和冲突的。
因此,人们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和心灵的苦恼。这便需要人们超越具体时空关系的局限,对自身价值关系进行一种终极观照,以建立最高的意义标准,从而使一切具体的价值关系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
最高审美范式的建立也为人的具体审美活动提供了终极尺度。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直观的真理”。所谓“理念”和“真理”是哲学反思的对象,它构成一切具体审美体验赖以整合起来的内在基础。作为最高审美尺度,哲学是对具体审美创造的扬弃,它超越了现实审美活动的具体感性形式,升华到审美范式的层面。
哲学发生学是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哲学与人类早期文化之间的始源性关系,亦即探讨哲学是怎样从早期文化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哲学的“史前内容”成为哲学发生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早期文化是一个混沌不分的整体,具有高度融合性。它是孕育后来一切具体文化形式的母体。哲学也是原始文化逐步分化的结果:一方面,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由于原始文化的解体,哲学变成社会分工的一个相对独立部门;另方面,它的产生还有其特殊意义,即正是由于文化的分化和拆解,哲学才成为必要(承担文化的整合职能,从而构成维系文化整体性的内在机制)。
在原始综合阶段,人类文化表现为一种直接的整体性,即无需任何中介而仅仅依靠自身的直接同一性来实现。因此,早期文化无需独立的整合功能。这时,哲学尚未获得自己的独立形态。
真善美的原始融合,既体现在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巫术(操作的)之中,又体现在神话之中。作为先民们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它们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因而涵盖早期人类的全部文化存在。如马克思所说:“古代各民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页)。
荣格为了确定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存在,通过不同民族一切可能的人文方式所表现的意象世界寻求“神话母题”。其实,这一过程在人类文化原生态终结之时就已客观地实现着了,即哲学在原始宗教和神话氛围中的孕育产生。作为原始文化整体性的观念表征的神话,其科学化、道德化、宗教化、艺术化进程,标志着原始文化的解体。
原始文化的分化和升华是同步实现的:升华的结果是哲学的产生,分化的结果则是真善美的独立发展,亦即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等获得各自的独立形态。
这两方面互为条件,构成由文化母体蕴含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收敛与发散的互补。收敛意味着原始文化的整合职能由哲学承担,构成文化的内核;发散意味着真善美的分离与独立。
正是由于文化的升华,才使得分化了的认知、价值和审美方式隶属于同一文化体,构成其有机部分;也正因为文化的分化,文化升华才成为必要,因为分解了的文化已无法以直接的存在表征其整体性,必须诉诸于独立的整合功能来间接地实现。
黑格尔说:“哲学对于思想所开始破坏的世界要予以调和。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原始宗教、早期神话构成的人的“现实世界”,因真善美的分离而趋于解体,文化的整合不再表现为直接的整体性,而是由独立的哲学来自觉实现,此乃黑格尔所谓的“不是现实的调和,而只是在理想世界里的调和”(《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4页)。
哲学与原始宗教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的早期文化及其演进过程中都有所表现。
总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哲学亦即“已经进入了意识取得了思想的形式的宗教内容”(同上书第82页)。原始宗教和神话氛围所隐含的文化原型与哲学观念及其表征具有内在联系。
哲学社会学考察的是哲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内在意义上,这种考察又涉及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时代精神通过人的文化方式表现出来,以人的社会存在为中介,与哲学发生具体的历史的联系。
从人的社会存在的角度看,哲学总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从而积淀并折射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通过哲学家的社会存在,哲学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历史对哲学的选择,是通过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实现的。
哲学不仅具有受动性,而且具有能动性、超越性。一般地说,哲学的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但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又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一对应的线性模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这种错位表明, 经济对哲学的制约只是在总体上表现出的客观趋势,不能把它分解为每个因素和环节都是机械决定的消极关系。
哲学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在于它总是把个性创造力积淀到文化原型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整体显示出时代维度的更迭,表现出时代性特征。个性创造力一方面表现为基于历史必然性而作出的洞察,另方面则体现于人的目的对客观可能性的自觉选择。
但它对历史的影响还必须通过人的文化认同来实现,而这只有以哲学为中介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事实上,一个时代的现实前提(既定的社会条件),只是构成哲学赖以建构自身的初始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