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因何结怨毛主席 周扬:结怨丁玲 他的历史是一个缩影

这个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据李之琏说,“是周扬主持起草的”。李之琏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

这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向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前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1956年夏天,在丁玲一再申诉下,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丁玲的丈夫陈明记得,1956年8月,丁玲写完申辩材料后,“就跟我到四川散心去了,一路上受到各地宣传部门的友好接待。我们认准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是周扬宗派主义制造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切按组织手续申诉,从来没有走后门找关系。如果找人,当时至少可以向周总理、胡乔木等申诉。”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

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事情发展至此,似乎是柳暗花明。不料,1957年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最终,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陈明澄清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

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从冯雪峰那里,丁玲了解到周扬在30年代对鲁迅不那么尊重。后来,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大老,毛泽东的老师。

打倒‘四人帮’之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周扬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