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傅丽莉 陈道明:价值观不合坚决不演 演员应当有所节制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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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不脱戏服不用替身不串戏?他说:价值观不合,坚决不演什么戏接,什么戏不接?他说:演员应当有所节制5月16日,张艺谋新片<归来>上映,4天后票房过亿,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获得如潮好评,他的演技再次被广泛讨论.这段时间以来,一贯低调的陈道明曝光率陡增.影迷们惊喜地发现,他难得地出现在<归来>的城市宣传活动中,还少见地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在娱记们列出的娱乐圈三大最难采访名流中,陈道明赫然在列,另两位是姜文和王志文.采访陈道明之难,最难在于约访,他不像很多艺人那样,只要一有影视作品推出就频繁

不脱戏服不用替身不串戏?他说:价值观不合,坚决不演

什么戏接,什么戏不接?

他说:演员应当有所节制

5月16日,张艺谋新片《归来》上映,4天后票房过亿,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获得如潮好评,他的演技再次被广泛讨论。

这段时间以来,一贯低调的陈道明曝光率陡增。影迷们惊喜地发现,他难得地出现在《归来》的城市宣传活动中,还少见地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

在娱记们列出的娱乐圈三大最难采访名流中,陈道明赫然在列,另两位是姜文和王志文。采访陈道明之难,最难在于约访,他不像很多艺人那样,只要一有影视作品推出就频繁接受采访。曾有片方向媒体透露,陈道明有时会在合约上写明:不参加宣传活动。在网络上能搜索到的关于他的访问稿中,几乎每一篇都会提及他多么难得接受一次访问。

《归来》的广州首映后,陈道明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聊到这个话题,他笑笑:“其实并没那么难。人们总喜欢塑造我,包括媒体也是如此。”话虽如此,但在《归来》之前,他接受的采访的确寥寥可数。至于原因,他心平气和地说:“其实是因为我的作品不多,需要接受采访的机会也就不多。加上我没有什么话题,自己也不想制造什么话题。”在他看来,这是个需要话题的年代,他并不想迎合。

除了公认的好演技外,陈道明也是娱乐圈公认的“异数”—

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影迷们还沉醉于他弹钢琴的优雅身姿时,他的画作又刷新了大家对他的认知;他低调遁世,一直与所处的娱乐圈及大众保持距离,但关于他的“语录”却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被许多人奉为心灵鸡汤……

用时兴的说法,陈道明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他的影迷涵盖老中青,且男女通杀。这种近乎于“神话”的公众形象,很多明星不知要经过多少营销和公关才能达成,陈道明却不见得受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异形”,“我觉得‘我’是被人塑造出来的,可能这个职业需要这么一个色彩的人,于是就把我塑造成这样了。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在南都专访中,他屡屡打破关于自己的这些“神话”,他试图告诉大家,真实的陈道明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想的那么糟。

他说:“每个演员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我本身就是一个凡人,是这个职业让我不那么像一个凡人。如果你真把自己不当凡人了,那就是一个庸人了。”

小隐于室,大隐于戏

几乎每篇关于陈道明的报道,都会提到他隐士般的生活方式:很少接受采访,不愿往人群里走,拍戏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书写字弹琴。

这种描述,虽不中,亦不远。不中的地方在于,他的爱好远不止琴棋书画,无论高大上的高尔夫还是接地气的麻将牌,他都是好手。

陈道明甘于充当演艺圈“边缘人士”。虽身价长期稳居一线演员之列,但产量并不高,出道40余年只演了不到50部影视作品,其中还包括《建国大业》这样只客串一两场的戏;他鲜少参加商业活动,更不热衷圈内社交活动。他始终和这个圈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并不讳言这是自己“刻意为之”。

他常以戏子自称,多次说过自己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对这个职业并没有多深的情意结,他的职业梦想是医生、律师或外交官。40多年来,一部又一部地演过来,他早已是成为国内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但每每谈到演艺成就,他总说自己“很被动,一直被推着往前走”。言谈之中,仿若有憾。

或许正因为始终处于这样的“出离”状态,他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对“演员”这个身份过分执着。采访时,无论说到角色还是演技,他都很少用到“理想”或“艺术”这样的词,他更喜欢谈论演员的“职业特性”。

他拍戏有不少“怪癖”,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他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

陈道明说:“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拍摄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曾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不坐工作椅,一站就是一天。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再者,他不串戏。虽然常常隔一两年才接一部戏,但一旦接下,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呆几个月。如今很多演员的档期都排得满满的,有时同剧组演员请假去参加其他活动,只有他还留在片场,于是他就成了那个“填空”的人。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献花。”他还“教”南都记者,如果以后听到演员说自己拍戏有多辛苦,不妨问问他:“你怎么不说你收了多高的片酬?”

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艺谋说,最初决定拍《归来》,关于陆焉识这个角色,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道明。陈道明答应了。因为早在张艺谋找他前,他已看过原著,“陆焉识这个人早就在我的脑袋里”。

陈道明对南都记者说,陆焉识很像自己的父亲,他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陆焉识的经历,是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陈道明在年轻时“看了满眼的”。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演这个人物,从小处说,是纪念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爽快接下。

类似的经历还有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把剧本给他,作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陈道明给冯导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顺势问他是否愿意出演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但有点担心他片酬太高。陈道明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于是签合同。

2011年他出演《喜剧的忧伤》,主动要求零片酬。首演结束时,他在舞台上单膝跪地谢幕。很多人不解,一贯冷傲淡定的他何以突然用这么强烈的方式表达情绪?回忆这一幕,陈道明对南都记者说:“这个舞台给了我一切,给了金钱,给了名誉,没有它就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开始;没有这个舞台,没有这个大幕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能不感恩!”

但更多时候,陈道明并没有这么好说话。

他是国内片酬定价最高的男演员,而且,更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高片酬的戏他都接。他接戏的标准很飘忽,如果把他演过的戏和角色都列出来,就更觉难以捉摸—这份不长的片单中,虽然不乏《末代皇帝》、《围城》、《康熙王朝》、《黑洞》、《楚汉传奇》等精品,但也有口碑平平的作品,甚至有些他只是演配角。南都记者问他的接戏标准,他答:“什么时候休息够了,遇到想拍的戏,就接了。”

虽然接戏标准飘忽,但他不接戏的标准却相当明确。

首要的一条是:当他不想拍戏时,再大的戏也不上。陈道明几乎每拍完一部戏都要歇上一两年,碰到不想拍戏时,再大的导演、再大的制作,他也不接。

另外一条重要标准就是:不符合他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角色,坚决不接,他因此坚决拒演了所谓的“抗日神剧”。即使是好剧本中的好角色,如果价值观和他有出入,他也不会接。“角色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哪怕给再多钱,告诉我能得多大奖,我都不会去演。”

这两条标准,前者关乎他所追求的“自由”,后者关乎他看重的“责任感”,都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一个人太有原则,势必不好相处,所以一直以来,关于他“不好合作”、“要求多”的传言就没少过。朋友们有时会专门把这些负面声音发给他,他有时也会上网看看,情绪多少会受影响,但他往往很快就能自我修复,因为意识到“凭什么每个人都得喜欢你,你何德何能”。

采访时,谈兴正浓的陈道明忍不住“提点”南都记者,不要把自己当成娱记,而要放在“文化记者”的角度去思考。他说,“好记者一定要研究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家庭结构和人的结构,所以很多伟大的记者最后都从政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心中有大结构,不是只采访了一个人、写好一条稿就完事了。”

好演员是否也是同理?他沉吟片刻:“我确实会想演员之外的东西。像这些问题,可能不是演员考虑的。确实,有时我的手伸得有点长。但它会帮助我的创作,它能保证我创作层面的基本质量。我不会为此左摇右摆,我的情绪不会为此而坐过山车。”

我无奈于世,世又奈我何

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写道:“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他举例,葛优如果遇到违章被警察拦下,必先摸着脑袋嘿嘿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陈道明若是被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清高,在冯小刚笔下,是一种赞美。放到如今这个言必谈“接地气”的娱乐圈中,却难免被视为一种“装”。知易行难,说往往比做容易得多,但,陈道明说了,也做了。

在《归来》的北京首映礼后,媒体们津津乐道于陈道明的“有个性”和“敢说话”。活动现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主持人“飙戏”的说法属于“娱乐节目对语言的夸张使用”;听到记者转述李安、斯皮尔伯格看哭的段子,他一语戳破:“更多的是同行间的客气”;连张艺谋夸他是“表演教科书”时,他也不给面子,直言“表演没有定式,哪有教科书可言”。

他甚至对自己都不客气。大家说他是中国演员里读书最多的人,是“知识分子演员”—实际上,陈道明一直保有阅读的习惯。他和钱钟书是忘年交,因为饰演《围城》里的方鸿渐,钱老在世时,他们有过数次交谈,那段时间正是陈道明志得意满的时期。

面对南都记者,陈道明如此回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人物了,可在这样的文化老人面前,我太自以为是了,挺可怜的。人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们只是‘饰演’文化人。”

陈道明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做到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的入世哲学。他常说自己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随遇而安。

陈道明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这套哲学。和南都记者聊到年轻人看《归来》的观感时,他提到了女儿陈格。他说,自己接戏有时会把剧本给女儿看,听听她的意见。在他看来,女儿的性格特别好,“不像我。我性格不是很好,她妈妈性格很好,她这个优点完全继承了妈妈。

”他直言自己对女儿是“快乐教育”,从不把成绩作为标准,“哪有这么多女王,哪有这么多居里夫人!我对她是快乐教育,第一身体好,第二快乐,第三尽量有所成。首先知道自己是凡人,正常人做正常事。至于命运能否承载那么多伟大,就交给命运吧!”

但他其实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超脱。看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也往往忍不住发声—在政协会议上,他明知实际作用有限,依然每年提交各种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提案。他的圈中好友徐昂形容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孩子。”对于这个评价,陈道明笑了,他说,他从小就很讨厌“成熟”、“城府”这样的词,“我思维方式特别简单,简单到有时让人觉得我怎么这么复杂。我希望这个童真气能一生伴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