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用过的相机 “党的骆驼”任弼时:一生有哪“三怕”?

建国初期,任弼时于景山东街寓所留影。

1950年10月25日任弼时逝世后,《人民日报》登载的中共中央讣告。

位于八宝山公墓的任弼时墓。墓碑为毛泽东亲笔题写。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对任弼时一直是敬畏交织?对此康生曾回答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其实,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时对江青也是一直坚持原则,不给其任何特殊照顾。1941 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

为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这年9 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简称“特会科”),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

并责成任弼时直接分管。一次,江青买了一些不在报销范围内的东西要求特会科报销,遭到拒绝后就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压力,拒绝报销,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还是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表现任弼时这只“骆驼”方向感强的,还在于他极富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幸远赴苏联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时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 年冬,他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

1924 年7 月, 任弼时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针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不应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他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一向表现出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总是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是我们党内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典范。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

”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养成了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的良好工作习惯,逐步成为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这一优良作风,任弼时从延安到西柏坡的长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延安工作后,任弼时在认真总结以往“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真正认识到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1941 年4 月,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之后,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任副局长。

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从这个时候起,任弼时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这些调查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自觉地认识到,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事关党的领导和决策是否正确及党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1944 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个报告因切中现状、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而博得大家的阵阵喝彩。

这一效果无疑与任弼时之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下功夫调查研究密不可分。在报告中,任弼时向与会者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安塞高川村1940-1943 年经济发展情况、农民蓝凤城1941-1943 年收支对照表、各项开支表、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以及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等七张图表。

这些图表或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或是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摘编而成,或是任弼时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

每张图表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分析、比较、归纳,条理清晰,入木三分。

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报告不但使听众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实际。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5000 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问题日益重要起来。1947 年11 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任弼时专门谈话,让他在中央前委中负责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最后胜利。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任弼时领导能力、政策水平和善于防“左”纠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

面对土改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 多个村子进行认真、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48 年1 月12 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报告。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报告,并决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拟发的“一月决定”,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从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这篇报告与毛泽东1948 年2 月15 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献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 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了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

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 年12 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件事充分说明,任弼时负责的土改工作成绩出色,颇有创见。这一成效无疑也得益于他注重和善于搞调查研究。

任弼时是一位作风严谨、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的。翻阅他1947 年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间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大量的调查记录,其中包括实地亲访、座谈记录、情况报告以及一些统计数字和表格。这些记录着实际情况的资料,是任弼时考虑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深入调查研究的活动轨迹。

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

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

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

”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旧的衣物。

1949 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

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

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