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年龄争议 文怀沙事件:警惕文化争议的话语暴力
一来一回,这俩人或刚或柔,打得很是弭乱,而场外的公众,或看得热闹,或看得心惊。文怀沙的助手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拒绝对此发表看法。”不过,到底谁清谁浊,我这样的局外之人,实在看不出来。我很担心,由此掀起的舆论风暴,很可能变异成一场文化的话语暴力。
语言文字,嘴里说出来,或是印在纸上,充当的就是观点与思想的外壳,那一条条纹理,刻着的,有道德人格,有学识智慧,更有权利责任。公众之所以都对当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话语暴力”那么痛恨,是因为话语暴力会对人格尊严、人性伦理、权利保障构成巨大的戕害。所以,真正告别话语暴力,在理性与自由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始终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我看来,话语暴力产生的文化土壤,是来自两个层面的挤压。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权力强势剥夺了话语表达的独立和自由,形成对公众话语权的剥夺;此外,就是一些公众在行使话权的时候,容易陷入某种线性的单一的逻辑,对社会现象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缺乏理性判断,从而使话语中包含某种暴力的成分,对他人产生意外挫伤。这种现象,其实在文化批评中,已经越来越凸显。
学者李辉质疑“国学大师”的那些问题,都发生在特定时代的事件。不必讳言,在那样的年代,有很多权力与人性扭曲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可能是时代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文化现象能够规避特定的时代的民主与法制的进程而独立运行。
同样,今天再面对那些历史事件,当然必须以时代文明的视角加以审视。这里面有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不能规避历史真相。对于文化当事人来说,也只有直面历史真实,才能不让今日文化陷于某种精神无根的迷乱中。
所以,对于李辉与文怀沙之间的争议,当务之急,是不能仅仅由他们俩自说自话,而应该提倡由此进行更为充分的举证表达,来避免这场纷争形成特定的文化话语权垄断现象。要想让这样的争议不产生话语暴力,就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在充分尊重各种权利的基础上,让公众平等地交流对话。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说明,一个充斥着话语斗殴的社会,是很容易制造出文化暴力事件的。要想避免失却起码理性的话语斗殴现象,就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自由表达权,就必须在民主与法律的框架下,使文化研究与学术竞争都获得源头活水。也只有自由与权利,才能不会制造太多的话语暴力,才能让公众看清楚“大师”文怀沙到底是怎样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