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以地震事谏“褒贤进士”从而被贬
导语:董仲舒以地震事谏“褒贤进士”从而被贬。
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北宋统治区内多地发生地震,“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寺、杀人畜,凡十之六。”此次地震,其破坏性大,波及范围广可想而知。然而,对宋代士大夫来说,此次地震的发生无疑是一次绝佳的言事机会,他们没理由弃之不用。
故而在此机遇之下,时任直史馆的叶清臣同样向仁宗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疏:在大儒董仲舒看来,灾异的降临是上天对人间国政之失的反映,上天通过降临灾异以警示与惩戒统治者,促使其及时改变现行之政,以挽救政权之危亡。
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在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统治者在灾异面前变得极为审慎与虔诚,而朝廷官员也经常借灾异等现象对君主进行相应地劝谏,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灾异在古人认知世界中的神秘性,所以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国家统治政策变更的良好契机,在政治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灾异的发生,便“预示着皇帝在统治上的错误”,同时也成为不少朝臣批评时政的大好时机。
于是,灾异背景之下,官员们也趁机以自己的方式对灾异进行相应的阐释,以期实现其某种政治诉求。叶清臣看来,地震的发生,是君臣失序的结果:“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正是由于君臣之道秩序的混乱,而君主不加辨明,听由权臣之意,故而导致灾异的发生。由于深受灾异谴告理论的影响,大臣们往往会以灾异现象为挡箭牌,对君主目前的一系列“不合理”行为,进行大胆而尖锐地批评。
皇帝往往会迫于诸方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大臣的激烈批评,从而进行相应的“弥灾”活动。此背景之下的各类奏疏,多直陈时弊,切中要害,其矛头更多是径指皇帝与大臣。当然,大臣们借灾异现象所上的奏疏,虽多有指斥时政,劝谏皇帝之意,但亦难免夹杂有其他的目的。 显然,叶清臣在奏疏中认为,近来于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地震灾害,乃是皇帝“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的行为所导致,以至于“一岁之中,灾变仍见”。
因此,灾异之生发,皇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上天所降下的灾异,皇帝明显无法做到视而不见,而“统治者为答天谴,也为塞天下人之口,不得已只好做做表面文章,下诏承认自己的过错,在灾异面前检讨政治得失,表示痛切悔过。
”然则,此次灾异之后,仁宗皇帝却是一番“做些表面上的祈福、祷告工作,而并不认真反思政治上的得失与否,也不做一些具体的救灾工作。很明显,叶清臣并不满足于皇帝的这番“应付”行径,他更是将先前范仲淹因言事被黜之事与当下的地震等灾异联系起来,指责皇帝让“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并表明了其此次借地震上疏的目的所在,即“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以便达到“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的效果。
叶清臣在奏疏中虽明有劝谏皇帝的意愿所在,但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则极有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当下中枢人事的不满。自景祐四年四月,以吕夷简、王曾二人为首的宰执被罢职外放后,朝廷组建了以王随、陈尧佐为宰相,韩亿、石中立、程琳等为参政的新一届宰执团体。
这些人除程琳以外,其年龄均在 65 岁以上,实乃名副其实的“老人政府”。他们虽然入主中枢,但却别无所长,于政事毫无补益,更是使“朝廷上下充溢着一股朽气”,而政事堂亦有“养病坊”之称。
王随等人的一番行为,无疑“紊乱纲纪,举朝非笑”,政事堂也呈现出一片乌烟瘴气的态势。 面对如此局面,右司谏韩琦上疏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直接点名批评二府大臣,宋祁对相应的奏章弹劾。
其二,对范仲淹等因言事被南贬之友人的营救。 据韦兵先生所言,“可能因为南斗有主‘褒贤进士’之意,荧惑为罚星,犯南斗,则表明在褒贤进士方面做得不好,暗指范仲淹等忠直之士被贬。”面对范仲淹等人因正义直言而遭不平待遇,身为好友、同年的叶清臣虽无法追随之,即使不能使其立即回朝任职,但改变其当下的工作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故而,近来地震的频发以及让“治历者相顾而骇”的“荧惑犯南斗”异象,无疑为叶清臣营救范仲淹等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果然,叶清臣的奏疏明显产生了相应的舆论效应,史称“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因为叶清臣的言事奏疏,范仲淹得以从饶州近迁至润州,而余靖也从筠州迁至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