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杰拉分子 乌民族主义者班杰拉:民族英雄还是纳粹走狗?
2014年乌克兰政权更迭期间,基辅独立广场上竖起了班杰拉的巨幅画像。
终其一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从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其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生,却被持不同立场的各方争相解读并利用。
就政治人物而言,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他们在某一方眼中可能是万民敬仰的英雄;于另一方看来,就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已去世半个多世纪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斯捷潘·班杰拉,便身处这样的矛盾漩涡中——今年早些时候的乌克兰政治风潮中,作为“追求独立”的象征,他的巨幅画像被树立在基辅市中心;然而,在乌克兰东部、南部的一些民众眼里,他又是个与法西斯德国沆瀣一气,滥杀无辜的刽子手。今年3月初,联合国安理会上,乌克兰代表也在指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军事干预时提到了安杰拉的名字,被部分媒体解读为“试图为纳粹分子翻案”……
在同一个国家里,人们就这样一个人物的观点何以分裂至此?班杰拉及其追随者到底扮演过怎样的历史角色,让他在死后数十年间始终“盖棺论不定”?
少年时便踏上反抗之路
要充分理解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得把目光回溯到20世纪初。彼时,乌克兰的版图被两大邻国瓜分——东部地区由沙俄统治,西部归奥匈帝国管辖。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当地人在原奥匈帝国统治区域短暂建立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不久,“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宣告成立,上演了一出兄弟阋墙的活剧。波兰见状也趁火打劫,介入“两个乌克兰”的武装冲突,最终与苏俄瓜分了这个国家的西部与东部。
归于波兰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命运尤其坎坷。时任波兰领导人毕苏茨基宣称,要用棍棒“把迷途的乌克兰畜生赶回马厩”,在当地强制推行全面“波兰化”政策。眼见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失去自由,华沙的《工人报》都忍不住为他们鸣不平,于1919年10月16日刊文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等地收容所的糟糕状况,真是丢尽了波兰的脸面……”
家乡在强权间频繁“倒手”的现实,西乌克兰在异国统治下的凄凉景象,在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心中播下了民族独立的火种。斯捷潘·班杰拉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成长。
为了反抗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一些原乌克兰军官率先成立了军事抵抗组织,除了利用暗杀、爆破等方式打击波兰当局,还想方设法宣传民族独立思想。在其影响下,乌克兰青少年也成立各种秘密社团,希望早日还故乡以自由。1922年,尚在校读书的班杰拉投身“乌克兰民族青年联盟”,并在地下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过人的素质:关怀伙伴、勇于担责、天性乐观、低调谦逊……迅速成为该组织的头面人物。
随着年龄增长,班杰拉与越来越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产生了交集,如“自由乌克兰联盟”、“乌克兰国家民族组织”(OUN)等,并从1931年起主持OUN的宣传工作,1932年至1933年任OUN加利西亚地区(西乌克兰)副指挥官,1933年6月升任正职。
谁统治乌克兰就反对谁
在血气方刚的班杰拉和追随者们看来,要反抗异国统治者的经济管制与文化同化,暴力恐怖手段收效最佳。在他授意下,1934年,波兰内务部长波·彼拉茨基被暗杀;同年,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利沃夫的乌克兰音乐学院院长遇刺身亡。
这些恐怖事件令华沙当局恼羞成怒。没过多久,班杰拉被捕并被处以死刑,后改为终生监禁。不过,此举并未令他的声音消失太久——1939年秋,随着波兰成为纳粹德国“闪击战”的头一个牺牲品,乌克兰政治犯纷纷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班杰拉发现,家乡再次“变幻大王旗”,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囊中之物。
原来,苏德两国密谋分割波兰的同时,也把乌克兰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希特勒深知原先被波兰控制的西乌克兰地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遂把这个烫手山芋“让”给了莫斯科。
西乌克兰并入苏联版图后,与“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合二为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作为“专政对象”的地位并无变化,只得流亡西欧。二战爆发仅两个月,便有约800名乌克兰人前往德国国防军情报局开办的训练营接受培训。至于班杰拉本人,先是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后辗转抵达意大利,与在那里的OUN临时领导人商谈“建国大计”。
这一时期的OUN内部,形成了以班杰拉和安德烈·米里尼科为首脑的两派,前者更为激进好斗。同年12月初,班杰拉在没有跟米里尼科协商的情况下,便密派信使潜入利沃夫,通知当地的OUN成员准备暴动,“给那些俄国佬一个下马威”。不料,信使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克格勃前身)截获,命令未能传达到基层,暴动胎死腹中。
不惜充当纳粹“马前卒”
此时,卐字旗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班杰拉觉得,同纳粹德国搞好关系,对乌克兰独立运动意义重大。德方也有意扶植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以便利用其对抗苏联。
1941年初,班杰拉和德国军事侦察部门的首脑进行了一系列密会,获得了250万马克,用于在乌克兰进行颠覆活动,并获准组建“班杰拉乌克兰军团”。
几个月后,OUN第二届大会通过决议,声称“在与犹太人进行斗争的同时,要告诉民众,莫斯科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份文件还强调,“混乱之时,允许消灭不良的波兰族、莫斯科分子和犹太人活动家,尤其是消灭那些莫斯科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希特勒并未让班杰拉等待太久。苏德战争一爆发,已晋身OUN最高领导人的班杰拉便率领手下大展拳脚,帮助德军扫荡被打散的苏军,大肆捕杀乌境内的“危险分子”。由纳粹军事情报局控制的乌克兰“夜莺”别动营,曾在一周内残杀了5000名犹太人和波兰人。
6月30日,德军占领利沃夫。班杰拉一面下令“清洗”当地的异己势力,一面忙不迭地宣布了建立“乌克兰国”的法令。然而,希特勒并不喜欢这一自作主张的行动——在他看来,乌克兰应该成为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任何斯拉夫人都别想染指。
所谓鸟尽弓藏,此后不到一周,班杰拉和OUN的主要领导成员即被盖世太保逮捕,押往柏林软禁。德国人要求班杰拉召回之前发布的“建国”法令,后者只得答允。1942年1月,他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特殊营区,那里关押的都是声名显赫的政治犯。
班杰拉再度身陷囹圄,其追随者与纳粹的合作却如火如荼。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建了众多“战斗队”,从德军手里获取武器,接受德国教官训练。1942年,这些队伍统一更名为“乌克兰起义军”,开始直接和苏军交火,并广泛进行“特种战”,围剿游击队,帮助德军巩固后方……众所周知,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曾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饥荒,加之“大清洗”的影响,很多乌克兰人对苏联政权持有敌意,他们真心相信,“乌克兰起义军”甚至德国人是为解救自身而来,拒绝向苏联游击队提供支援,甚至向占领当局通风报信。
1944年秋,班杰拉被释放。彼时,苏联红军的铁骑已逼近乌克兰,他情知回到故乡将“必死无疑”,只得留在德国,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从事OUN的工作。
苏联方面同样对这个“恶贯满盈的分裂势力头目”念念不忘,想方设法打探出了他在慕尼黑的藏身地。1959年10月15日,班杰拉在家中遭克格勃特工毒杀,时年50岁。
身故多年,双面形象依旧
终其一生,斯捷潘·班杰拉从未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死后数十年间,在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中,班杰拉是“叛徒”、“纳粹走狗”、“沾染了无数人鲜血的刽子手”。与之相对,为他提供庇护的西方,则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态度暧昧;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尽管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了班杰拉等“追随纳粹”的事实,这些人并未和德国战犯一同受到追究。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班杰拉本人无意对西方“知恩图报”。当德国人推荐他出任乌克兰民族机构(相当于流亡政府)领导人时,他“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这跟傀儡无异。
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约翰·莫达利看来,作为一介在各方政治势力间辗转腾挪的民族主义者,班杰拉不应当被简单地“脸谱化”。
莫达利主张,班杰拉在二战期间的排犹行为,出发点与希特勒不尽相同:纳粹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当从地球上消失;班杰拉屠杀犹太人,则是因为他觉得其支持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是乌民族独立道路上的绊脚石。与之类似,他杀戮波兰人的动机也在于此。
莫达利还以OUN实施的刺杀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表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OUN一共实施了63次刺杀行动,其中只有一次直接针对犹太人,而针对乌克兰人的高达36次,针对波兰人的为25次。“这说明,他的组织并非如纳粹那样,要对某一种族实施灭绝行动。他们只在意谁阻碍了乌克兰的民族独立。”
但即便如此,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就可以杀害无辜,就可以与纳粹德国这种恶名昭彰的伙伴合作吗?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正确的目的,就允许不择手段吗?这是很多人在班杰拉身后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原因,也是2010年4月,乌克兰一家法院认定时任总统尤先科追授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的决定为非法的原因。此后一年,亚努科维奇上台,更是将前任的决定全盘推倒。
如今,在政治裂痕日益加深的乌克兰,人们对班杰拉的历史评价也呈正反两极化。在俄罗斯族占优势的乌东部,班杰拉的“邪恶”形象仍然和苏联时期一样被广泛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在3月18日高调欢迎克里米亚“回归”时提到,他将克里米亚人民“从继承了纳粹帮凶班杰拉的思想的乌克兰新任领导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而在现年49岁、家住基辅的乌克兰族商人奥列赫·马蒂琴科看来,“班杰拉的事情并非只是我们(乌克兰人)的历史,它仍然与我们的现在有关。俄罗斯人说他是法西斯分子,但我觉得他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在乌克兰面临‘俄化’还是‘欧化’的选择时,斯捷潘·班杰拉被涉事各方赋予了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形象。”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