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的曾孙女 孙诒让先生对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功
一提到甲骨文,人们就首先想到“甲骨四堂”(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再说其他人物似乎就不那么熟悉和认真了。而对清末经学家、文字学家、甲骨文研究的开山鼻祖孙诒让先生却提及较少,知之者亦相对不多。
甚至有一些大型的辞典工具书在论述书法史、艺术史的甲骨文部分时,连孙诒让先生的名字亦不曾提及。这确实令人遗憾和惋惜。不错,孙诒让先生(1848一1908)在世只有短暂的60个年头,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和研究,整理古籍。
他生性善良,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书呆子”。他著作等身,学术成就宏富,在经学礼制、文献校勘、典籍训诂、国学教育诸领域里建树卓越。特别是在甲骨文领域里,他撰著了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可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是立下了开山之功的第一大功臣。
所以章太炎先生称他是:“三百年绝等双”。予以为在甲骨文领域里,可以用八个字来给孙先生定位,那就是:“甲骨之先,四堂之上”。
孙诒让墓(1848-1908)
众所周知,能称得上“甲骨之先”的人,应有三位,第一位当是王懿荣先生(1845一1900),他首先在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并确定其为殷商文物。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时,即在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就为国殉难。
故而王懿荣先生是最先发现甲骨文的学者。第二位系刘鹗先生(1857一1909),字铁云。他从所藏5000多片甲骨文中,选拓了1058片。190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著作《铁云藏龟》,让世界第一次见到了甲骨文的模样,并第一次向世人提出甲骨文“为殷人的刀笔文字”。
他在《铁云藏龟》序文中确认了55个卜文单字(其中错释了13个)。由于卜文字体特异,无法辨别其义。
6年后,即1909年7月,他贫病交加,卒于新疆迪化。刘鹗也就成为最先拓印甲骨文的学者。第三位就是孙诒让先生,孙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庼,又作籀膏,一名徴君,晚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同治时举人,曾报捐刑部主事。
前后五次应礼部屡试不第,遂引疾而归。从此他无意仕途,随父亲孙依言居江宁布政使任所。晚年主温州师范学堂暨浙江教育会长。1903年,《铁云藏龟》影印出版不久,孙诒让先生就获得此书,爱不释手。第二年,即1904年初冬(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就完成了这部《契文举例》,成为甲骨史上第一部发凡起例,考释甲骨文的开创性著作。
实际上《契文举例》只用了二个月的时间,据传在此二个月期间,孙诒让先生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书房里,足不出门,从早到晚一直伏案撰著。
面对《铁云藏龟》中印刷并不清晰的甲骨拓片,凭借自己对彝器古文字学的渊博知识,对卜文进行考释,完成了五万字的《契文举例》。全书上下两卷,上卷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等八篇,下卷为文字、杂例两篇。
其中正确释读出:贞、秉、射、羌、去、省、若、亘、兆、禽、周、毋、惠、设、复、易等难度很大的甲骨文字。全书考释了约有334个卜文,其中正确的约有185个。
书稿撰著完成后,照原稿抄写了至少五份,分别寄给了罗振玉、刘鹗、端方等人,但一直没有出版。后来,这些稿本不知了下落。1908年,孙诒让先生去世,直到《契文举例》的一份手稿,在上海被王国维发现。1917年,罗振玉遂不惜花费数百金,将其出版发行,此时,离开孙诒让先生去世已九个年头了。
孙诒让先生开创之功的不朽功绩及他的《契文举例》,为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介呢?予以为其主要原因有:
其一,孙诒让先生《契文举例》完稿后,自己没有将书稿及时交付印刷出版,而是将手抄本分发交托给了别人。而四年后他又离开了人世。当时,能知道甲骨文的学者还很少很少,因而是历史和时间埋没耽误了他的功绩与著录。
其二,孙诒让先生《契文举例》手抄稿,1904年完稿时已是仲冬11月,给了刘、罗、端方等人,5年后即1909年刘客死他乡。7年后即1911年端方被众兵杀死于军中。而罗对此稿本曾说他读完以后,认为他“未能洞悉奥隐”(《殷墟贞卜文字考》序文);又说“未能阐发宏旨”(《殷墟书契》序文)。
对此稿本以后的下落再也未提及。他们手中的稿本流落何处,无人知晓。沉没了12年后(1916年)王国维在上海又得孙氏手稿《契文举例》,第二年(1917年)罗振玉遂出资出版。
尽管如此,罗对此稿本并不看好,又认为“得者什一而失者什九”;王国维亦不屑此稿本谓其:“其书实不可取。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所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王国维全集.书信》164页)。由此可知,社会动荡、稿本失落、识者稀少、两堂贬低、后起学者的苛求,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和负面性的不良影响。
其三,孙诒让先生在《契文举例》完稿后,虽有《名原》问世,但对甲骨文的研究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突然终止,没有能持续发展下去,没有能持续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后起的甲骨四堂在甲骨领域里,不断有所深入、有所创新与突破,许多开拓性的成果使甲骨文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与孙氏也就有了落差感,甚至淡忘了孙氏的功绩。
然而,在考释甲骨文字的领域里,孙诒让先生无愧为“甲骨之先”,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成就。
关于“四堂之上”一说,予还言犹未尽,现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其一,《契文举例》是孙诒让先生晚年的甲骨著述,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做过对甲骨文字考释与研究的工作,这是一个不争的公认的事实。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虽然对他的《契文举例》评价不高,但也不得不承认有“筚路雄轮”之功。
随着岁月的流逝,后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契文举例》的重大价值,而后人的一些研究和著述,明显的可以看到,亦或多或少带有孙诒让先生著述的影响和痕迹。邵子风先生《甲骨书录解题》撰文云:“草创条例,审释殷文,在殷契著述中首具披荆斩棘之功,后贤有作皆此书所启导也。
”又谓:“自殷契出土以来,此中国学术史上别创领域,其有禆于殷墟文字之学,尤未可估量也。”钱南扬先生《孙诒让传》有文云:“近世甲骨之学从此始,其创闢之功大矣。”从上述“罗王”的赞叹,到后贤学者“甲骨从此始”、皆此书所启导”之说,足可证明功在四堂之上。
其二,陈梦家先生认为“罗王”不免苛刻了一点”。孙诒让先生是“有开山之功”的。“初步的较有系统的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1964年郭沫若先生在孙诒让家乡浙江瑞安,参观孙氏的藏书楼(玉海楼)时,题词谓:“甲骨文字之学,创始于孙诒让,继之者为王观堂、饮水思源,二君殊可纪念”(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
郭沫若先生为甲骨四堂之一,他说这些话时已距《契文举例》60年。“饮水思源”,语重心长,推崇孙诒让先生为“创始人”,连王观堂也只能作“后继者”。可见孙氏应在四堂之上矣。
最后,我想引用裘锡圭先生和姚孝遂先生对孙诒让先生的评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裘锡圭先生《古文字论集》336页撰文云:《契文举例》“在释字方面的贡献应该说是相当大的”,“是甲骨文研究方面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开创性著作。
关于此书的评价,不但王国维说的‘实无可取’‘全无是处’明显不合事实,就是罗振玉所说的‘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也是不够公允的。考虑到孙氏写书时在资料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他所作出的那些贡献就更加值得后人珍视了。孙氏在古文字和文献方面的学历决不在‘罗王’之下”。姚孝遂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字学史》325页有文云:“孙氏提出的研究古文字的思路,如今还是人们普遍应用的科学途径”。
“有些事历史是会永远铭记的”这是我信奉的一句话,孙诒让先生心胸善良,默默无闻,谦虚谨慎,把智慧和学养留给了后人,王本兴在此向你鞠躬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