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的典故 从宋襄公的失败看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
“春秋五霸”在历史上有多种说法,中学历史书中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组,一组出自《荀子·王霸》,分别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另一组取自《史记索隐》,分别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齐桓公、晋文公作为会盟天下的两大诸侯,其知名度和江湖地位实至名归,所以在各类评选中都是全票通过,霸主地位毋庸置疑,东进受阻的秦穆公和一鸣惊人的楚庄王,能力和政绩也都可圈可点,在投票中也经常名列前茅,而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受制于东南一隅,地位较低,但有大美女西施和卧薪尝胆典故加持,知名度后来居上。反倒资历占优、“不禽二毛”的宋襄公沦为最有争议的一个。
一、仁义起家
不同于其他几位大哥大霸主,宋襄公霸业以“仁义”起家,史书记载了关于他的两件仁义大事。
(1)让位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长子,上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目夷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打算传位给太子宋襄公。按照立嫡不立长的传统,宋襄公继位名正言顺,但他却对父亲说道:“目夷长且仁, 君其立之”,哥哥目夷大吃一惊,慌忙答道:“能以国让 , 仁熟大焉 。
臣不及也 , 且又不顺 。”目夷说的很明白,但宋襄公依然谦让,无奈之下,目夷出国逃亡,宋桓公死后,宋襄公继位,目夷才敢回来,而宋襄公也没有亏待哥哥,他让哥哥做大司马,主管宋国军政。自此以后,宋襄公以“仁义”闻名天下。
(2)不擒二毛
宋襄公帮助齐国评定叛乱后,有意继承齐桓公霸业,会盟天下诸侯,为此他派出使者邀请楚国前来捧场,目夷劝他:“小国争盟, 祸也。宋其亡乎, 幸而后败 。”但宋襄公听不进哥哥的逆耳忠言,不仅要继续开会,还不做任何军事准备,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孤身一人前去会盟,被楚国伏兵趁机劫持,如果不是宋国军民奋起反抗,宋国当时就亡国了,翌年,宋国决定讨伐与楚国结盟的郑国,“楚人伐宋以救郑 ”, 两军因此在泓水开战。
面对渡河的楚军,目夷建议抓住战机、击其半渡,但宋襄公为了表现自己的风度,拒绝乘人之危,说什么 “君子不鼓不成列” 、“不擒二毛”,结果就是大腿中了一箭,第二年去世。
两件事情,让宋襄公得到了“仁义”的美誉,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宋襄公简直就是诸侯中的一股清流,春秋加强版堂吉诃德,也因此在“五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仁义之源
不同于春秋时期其他国家,宋国历史悠久,公元前1114年,周公旦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殷商旧都商丘,国号为宋,出于“兴灭继绝”国际政治精神,周公特准宋国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自此以后,宋国就成为礼仪的代名词,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均源于此地,墨子、庄子和惠子三位圣人也都出自宋国,除此以外,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国。
正因如此,宋国做事,讲究礼仪,宋国第十三任君主宣公生前放弃太子与夷,传位给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后来的宋穆公,《史记·宋世家》对此做了明确记载:宣公病,让其弟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我其立和”。宋穆公后来也很够意思,又把位子还给了宣公的太子与夷,一来一回,宋国在王位继承这件事情上形成了强烈的礼让之风,为后世君王所效仿。
作为殷商后裔,宋国的做法看似有迹可循,效法先人,却也遭到后世许多批评,《公羊传》就曾评价到:“宋之祸,宣公为之也。”而太史公司马迁也持有同样观点:“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
当然,也有可能是宋襄公知道哥哥不敢与自己争夺大位,故意摆出一副高姿态,以收揽民心。
抛开仁义,宋襄公也有暴虐暗黑的一面。公元前 642年,宋襄公护送齐国太子昭回国登上大位后,赢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志得意满的宋襄公有意继承齐桓公霸业,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杀鸡儆猴,他先是把腾国国君婴齐囚禁起来,然后邀请曹国、邾国国君到曹国结盟,一同被邀请的郐国国君迟到了一会,宋襄公认为对方不给自己面子,当场下令斩杀郐国国君,还将他的尸体放在大国里煮熟献祭睢水。
如此残暴,哪有有半点仁义的样子,哥哥目夷都看不下去了,说道:古者六畜不相为用 , 小事不用大牲 , 而况敢用人乎?
宋襄公的两面性,看似矛盾,实则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产物,周王室衰弱,各诸侯国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谋求话语权,齐桓晋文两家,家大业大,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称霸只是时间问题,但除此以外,“礼” 的观念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周天子仍然是名义上的共主,各国不敢轻易僭越,蛮夷之地的楚庄王虽露出问鼎天下之意,但却遭到王孙满一顿训斥“周德虽衰, 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 ,未可问也 !”
王孙满的底气可以看做是周礼的一种回光返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种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消解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不会猝然崩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纵有称霸的野心,为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依然必须包装上“崇礼”的外衣。齐桓公称霸以后,霸业逐渐取代“崇礼”,成为各诸侯国遵循的目标,但如何在霸业和崇礼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新时代新问题。
三、仁义之祸
作为宋国的君主,宋襄公早早对霸业流露出浓厚的兴趣,“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宋桓公去世后,宋襄公更是在守丧期间,毅然响应盟主齐桓公的号召,参与当年夏天在葵丘举行的盟会,这当然与礼法不和,但为了霸业,宋襄公不惜自抽耳光,对霸业的渴望,可见一斑。
胡适曾在《说儒》中提出,作为殷商后裔,宋国始终怀有复兴故国的野心。《左传》中记载宋襄公多次以亡国之余自称,而从宋国大司马公孙固也说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可见称霸是宋国上下的一种共识,并非宋襄公自不量力心血来潮的产物。
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内乱,王图霸业一去不返,巨无霸晋国同样深处内乱,公子重耳四处流浪,地处南蛮的楚国,虽然国力强盛,但因为远离中原文化正统,缺乏道义制高点,不为中原国家所接纳,这一切,让刚刚帮助齐国平定内乱的宋襄公看到了称霸的好机会。
不同于提出“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宋襄公创造性的选择以仁义称霸。在国力有限的前提下,面对强敌,选择通过遵循礼法来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达到称霸的目的,泓水之战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输要堂堂正正的输,赢要规规矩矩的赢,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天下人心,而面对弱小的郐国国君,他又希望以霸道压制,进而威慑诸国。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宋襄公的思维方式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宋国自身文化的影响,春秋时代的宋国,占据了今天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一代,以平原为主,土地肥沃,气候湿润,虽然强敌环伺,但在春秋早期,宋国并未过多卷入诸侯纷争中,长期的和平环境养成了宋国人尚文习礼的风俗,而殷商后裔的身份又让他们天然具备礼仪上的优势,春秋时期两次重要弭兵大会都由宋人发起 , 并在宋地召开,久而久之,宋国依靠礼仪赢得了一定的声明。
这种另类的成功,让宋国的君王们把“崇礼”奉为圭臬,以至面对楚国大兵,依然幻想“以德服人”。
宋襄公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变革时代的一种探索,但在霸业逐渐后来居上的时代,宋襄公的做法注定要失败,最终沦为大家的笑料。
日慕点评:
宋襄公的矛盾心理体现了文化大变革时代当政者在新旧路线之间的一种摇摆,一方面,宋国承继殷商的历史渊源给了他称霸的理由和动机,另一方面,弱小的国力又让他无法通过现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宋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礼仪传统让他对时代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误判,以为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应对新问题的办法,于是在与楚国的斗争中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十分愚蠢的做法。
从好的方面来说,宋襄公的做法体现了春秋那个时代的旧贵族道德精神,代表了一种风气和价值观念。从坏的方面来说,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这种大事面前,作为一国之君,宋襄公选择用一种理想主义的做法来做决定,是一种极端幼稚的行为,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所在。毛主席曾对此生动评价:“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