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万青中风了 柏万青能断“清官断不了的家务事”
上海人都叫她“柏阿姨”,家长里短都爱找她说,矛盾纠纷都愿找她断。柏万青管“闲事”已经管出了水平、管出了境界
12月初的上海,依然略带温暖。6日,突然降温,江风吹得满城落叶飞舞。在静安区热闹的常熟路上,拐进一条标示为“113弄”的幽深小弄堂,周遭顿时安静下来。23号院是静安区街道综合活动中心,右侧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在办公楼二层的接待室,《法治周末》记者见到了刚刚获得“央视10年法治人物”的“老娘舅”柏万青。
“我平时不常在这边的,明天还要出去做调解员培训。”她说。作为“大上海的另一张名片”,记者眼前的柏阿姨名副其实:待人热心,干脆利索,说起话来至情、至理、至真。
“40后”电脑好手
柏万青的眼睛长得很漂亮,炯炯有神。“我眼睛蛮毒的。”她笑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这么多年过来,我也算是阅人无数,光靠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在柏万青的身上,丝毫看不出她生于1949年。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柏阿姨”,除了她能断“清官都断不了的家务事”,更因为她的“时髦”。
“我有两个邮箱、三个博客和两个微博。”她略带得意地说,“而且我打字很快的,用拼音输入。1999年我就学会打字了。”
柏万青每天都会抽时间上网查看邮箱、博客和微博。“现在每天平均要回十多封邮件,而且我每信必复。”她说,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查看邮箱,“有些网上求助很急,等不得”。有一次,她凌晨一点半才到家,还是坚持回复了当天邮箱里的每一封新邮件。
不仅是网上求助,对于发短信求助的人们,柏万青一样会仔细询问,尽力帮助。“短信我都回。”她说。
有时候,柏万青也会遇到一些棘手的“家务事”。这段时间,她正在为无锡一家人操心不已。“根本原因在于男的不该出轨,但女的又太强势。现在搞得儿子又要闹自杀,刚刚听说儿子住院了,我很担心。”她一边盯着电脑、回复刚才提到的事件中“儿子”的邮件,一边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话不能轻,又不能重。”在邮件末尾,柏万青用两个食指的“二指禅”迅速敲下了这样一句话:“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吧。”
“有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但又放不下,毕竟人家发信求助,都是因为信任我。”发出邮件后,柏万青有些无奈地说。
好在如今她有了微博。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单独作战,有了微博,就可以发动网友一起出主意了。”她说,“柏阿姨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的是‘老娘舅’(公正的调解员)的群体效应。有时候,我也会在微博上要求别人帮帮我。”
觉得“微博比博客好”的柏万青,也会遭遇一些让她哭笑不得的小插曲。
“曾经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网上求助我,说自己英语总学不好。不过我也回了,我说:柏阿姨是学俄语的,不是学英语的。但是对学外语,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多背、多读、多运用,不要灰心。”
“还有个女孩儿问我,说爷爷90多岁了,中风在家。但她十分希望爷爷能参加自己的婚礼。我就回她说:老人不宜激动,而且在楼里搬上搬下也不方便,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办?孝敬爷爷也不在乎他参不参加你的婚礼。”
一段段沁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小故事从柏万青嘴里脱口而出,她有着一种讲故事和讲道理的天分,让听者感觉到这些事情中的主人公,活生生就在眼前。
“老娘舅”的多重身份
别看柏万青的网络生活如此忙碌、丰富,但她有自己的原则———“人我不接待”。
柏万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求助,她是有选择性的。“我有三个原则。”她说,“一是人我不接待、不见面,因为我这里不是司法所,来找我的也都只是其中一方;二是电话一般不接;三是群众邮寄来的信,我每封必回。大概一年能有300多封,我都有记录。”
之所以定下如此原则,和柏万青的多重身份密不可分。“我很忙的,周五周六周日下午都要录节目,周一下午有时间。”在记者与她通电话预约采访时间时,她这样说道。
柏万青所说的“录节目”,就是被众多电视观众熟知的上海电视台的《一呼柏应》。“世博会闭幕式的时候我见到了刘翔,他对我说:我妈妈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柏万青笑着对记者说。
提到自己主持的《一呼柏应》,柏万青有着说不完的感慨。12月4日录制的那期节目成了她谈论的由头。“我主张对家庭暴力立法。”她强调说。
而谈到做节目的个人感受,柏万青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一呼柏应》越做心情越沉重了。毕竟,有我这样经历的很少。”
但柏万青还是想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大家做些事情。“不幸的人需要柏万青”,是“央视10年法治人物”颁奖晚会上对她的评价。
柏万青还主持着一档叫做“和睦一家人”的电台节目。“我很厉害的。有一次,有个女的打进电话来说自己的情况,只是说自己先生怎么样。我一听就知道她肯定是二奶,就厉声跟她讲,你自己应当勤劳致富,现在这样做很不道德,你要自食其力,不要好逸恶劳。但是情归情、法归法,相关法律问题还是应当打官司。”
在柏万青的名片上,写着如下头衔: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宣部直报点通讯员、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老年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主任。
“我有自己的求助资源。”柏万青说,多年来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让她积累了丰富的联络资源:政府部门、公检法系统、社会服务机构、水电煤甚至卫生局等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固定的人与她对接。
碰到涉法涉诉的求助,柏万青都会先问学法律的同事,看求助是否正确,“因为绝大多数涉法涉诉的求助者都是自己心态不好,需要开导”。而涉及大案时,她也要管,“不管我也睡不着”。
前段时间,柏万青在做一期关于家庭财产纠纷的节目时,敏锐地察觉到里面有疑似诈骗的问题。于是,她马上跟有关部门汇报,最终,公安机关将涉案高利贷公司的7个人抓获。
“我就是想实实在在替人解决问题。”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种诚恳,“我接受党的教育多年,骨子里流着共产党员的热血,我始终对政府抱有信心。这个也可以叫做信仰吧。”
道不尽的七彩人生
“到现在为止,我只做过四个广告,都是公益的或者有推不开的原因。”柏万青特意嘱咐《法治周末》记者,“你们帮我宣传一下,我是草根,不做广告,这是我的底线。现在找我做广告的不下10家,但我不想让商家借大家对我的信任来忽悠老百姓……”
在话题不断切换的交谈中,记者发现,在柏万青办公室的柜子上,放着绣有“万青回春”的大幅十字绣,落款是“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七管区”。
“我经常组织人一起去监狱。有一次去女子监狱,我听说有个女犯人觉得自己冤枉,服刑6年还不认罪,就给她讲了两个例子,她听完以后说:柏阿姨,我今天认罪了。”随意抓起一点,柏万青就有讲不完的故事。
而提及年初时在东方卫视的除夕特别节目中,与姚明一起搭档的“摇摆(姚柏)组合”,柏万青忍不住提高嗓门说:“姚明的根子很正,人很实在,他的思维里既有中国特色,又吸取了外国的经验。而且,我看得出他对篮球的挚爱。”
她接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就是姚明和刘翔。“因为他们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
提到刘翔,柏万青有一件憾事。2008年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后,柏万青在事后才得知,刘翔回家到上海机场(600009,股吧)时都没有人去接。“当时我听了好难过,我要是早知道,肯定会带人去接他的。”这句话,她对记者重复了3遍。
当问及柏阿姨为何如此热心时,她说:“我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接受的是正统教育,家长教育我们孩子要做老实人,吃亏是福。”
柏万青回忆道,父亲的训导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1969年3月8日,20岁的柏万青开始了知青生涯,她被分配到江西省黎川县潭溪乡大芸大队。“插队时,我们队有5个男的,他们的脏衣服都是我包了。”“老娘舅”的热心就可见一斑。
1975年,柏万青已是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副主任。当年2月,一位叫做毕东杰的知青被分配到她们队里。当时,她只是觉得和毕东杰是半个上海老乡,并未多想。谁知,这个有着“上海男人的细腻和宁波男人的诚实”的“赤脚老师”最后却成为与自己同甘共苦的爱人。
在结婚后,柏万青就与毕东杰约法三章:第一、不管夫妻发生什么情况,不准说离婚二字;第二,两人都不能做对不起对方的事;第三,无论谁在外面混得再好,官做得再大,但回到家里,就是妻子、丈夫。
在江西时,柏万青曾官至资溪县副县长,有专车和秘书。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和毕东杰的感情生活。几十年来,两人一直恪守承诺,相互扶持,从来没有红过脸,也没有拌过嘴。“我的家庭很幸福。”她笑着说。
1995年,上海公开招聘老师。毕东杰作为人才引进回到上海工作,在一所中学教初中毕业班物理。次年,柏万青以夫妻分居两地为由,也回到了上海,被分配到静安寺街道宣传科做科员。
丈夫毕东杰前年退休后,谢绝了朋友们让他去别的单位工作的邀请,毅然来到妻子的志愿者工作室,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志愿者”。
“他看我忙,就替我写回信。”柏万青拿过放在窗台上的记录簿,上面写着每一封来信的地址和回复情况。她一边翻看,一边指着不同的笔迹对记者说:“你看,这是我写的,这是我先生写的。他写的字比我写的好看……”
结束采访时,天色已晚。柏万青说要赶快回家与9岁的小孙子见面,“好久不见孙子了,今晚要一起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