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爱情 曹聚仁与梁启超的交情
夏日周末,整理旧物,在尘封已久的书箱里,检出著名作家曹聚仁签名送赠给梁启超的一本旧书——《国故学大纲》,不禁感慨万千,缅怀不已。
《国故学大纲》(上卷),是曹聚仁关于国故学的一本专著。1925年,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1926年8月再版;1929年,上海新华书局再次重印。初版封面是绛红,再版的封面是紫黑色。初版封面,题签内容为:“高级中学、大学教本,国故学大纲,浙东曹聚仁著”,再版的题签内容,则只有:“国故学大纲,曹聚仁著”。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内页,曾用毛笔工整题签:“任公先生教正,聚仁(盖章)”,对梁启超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据查,梁启超号任公,此“任公先生”,当即梁启超。
晚年曹聚仁,曾在《谈梁思成先生》一文中,谈及梁启超:“抗日战争前那几年,有一天,徐懋庸说我和梁任公(梁启超)太相近了。我说:‘不!梁氏是从政治牛角尖中翻出来的人,我呢,从来没进过政治牛角尖去的人!”
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对梁启超更是推崇备至。他这样写到:
“近五十年间,中国每一知识分子,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此语绝无例外。……我读了当代文士的自叙传,都说到幼年时期,如何受《饮冰室文钞》的感动。”
“我们还在襁褓时期,梁氏已经成为舆论的权威了。我在上海和他见面,五十老翁,白发满头,完全是一个学者了。……接上来,便是《新民丛报》时代,梁启超成为言论界的彗星,创造所谓‘新文体’(即报章文学Reportage)。……这种新文体,影响非常之大,真是风靡一时……,先父的思想文笔,也曾受梁氏的影响。”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卷首语》中,阐明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方法与态度:
一、社会是进化的,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我们研究国故学,必须抛弃从前主观的功利的态度,臆断的笼统的方法,而趋向于客观的批评的新态度,科学的新方法。最低限度,我们莫在进化的轨道上开倒车!
二、‘世道人心’的‘不古’,是必然的。我们莫叹息于社会现状的不安,就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新’的身上去。也莫受了先哲的哄骗,误认古代真有黄金时代,来做复古的把戏!
三、‘国故’是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虽然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可是它决不会变成‘万应灵膏’,千万莫用它来普渡众生!我希望读者在翻阅这本书时,对于上列几句话先考虑一下!”
1922年,曹聚仁曾记录整理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稿《国学概论》,由上海泰东书局结集出版。1926年,梁溪图书馆出版了曹聚仁编著的《平民文学概论》(1935年,上海新文化书社,易名为《中国平民文学概论》)。
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编撰的《中国史学ABC》。曹聚仁先后编校刊印了不少国学书籍,如《卷耳讨论集》、《古史讨论集》、《李笠翁曲话》、《老子集注》、《史通》、《元人曲论》、《西厢记》(胡考绘画,曹聚仁配文)、《国故零简》等。
《国故学大纲》(上卷)出版后,时局混乱,抗战爆发,曹聚仁投笔从戎,做了战地记者,直至抗战结束。他无法也无心于国故学的深入研究。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客居香港22年。晚年的他,呕心沥血,研究国故学与史学。
1967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终于出版了他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甲编)》。在曹聚仁逝世后的第二年,他生前关于国学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国学十二讲》,1986年,易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权且可以作为《国故学大纲》(上卷)的续集,真是幸甚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