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翻译 西班牙语翻译家赵德明谈翻译《2666》:
《2666》西班牙语原著共有1125页。接受了翻译任务之后,我先把全书看了一遍。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部用西文写出来的《清明上河图》,特点是篇幅长、场面大、人物多,涉及到历史、哲学、数学、海洋生物学、社会犯罪等方面。
作者波拉尼奥对智利、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风土着土偶情都有生动细致的描写。尤其是上述国家里人物的心态、性格、语言特点,作者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对于他们的糊口方式都耳熟能详,仿佛在描写自己的亲朋挚友。特别是他塑造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其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令德国文学界拍案叫绝,甚至泛起对号入座的现象。一个智利作家如斯认识他国的文学和历史,其实叫人佩服。
令人佩服之余,麻烦也来了。波拉尼奥的广征博引给才疏学浅的译者提出了一个大挫折: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我需要重新学习!于是赶快拿起了"急用先学"的武器。在翻译《2666》的10个月里,我常常查阅的工具书有:《德汉词典》《法汉词典》《全息英汉词典》《意汉词典》《新西汉词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对于我,这些词典不是偶然翻阅,而是须臾不可离开。此外,还要常常用上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百度。即使如斯,在《2666》中还存在大量美洲方言。于是,我托友人专门购买了原文的《美洲方言用语词典》(2333页!)。没有这些查询手段,我恐怕很难攻占这个当代文学高地。
但是,仅仅是搬运工具书解决不了书中深层次的题目。好比,暴力题目。这是作者通过5部长篇故事要探索的题目之一。围绕着暴力,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质问:为什么书中的欧洲教授对暴力持冷漠立场?为什么书中的智利教授对暴力不得不采取容忍的立场?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敢于见义勇为,但又中途而废?为什么墨西哥警方对连环杀人案件要么不作为、要么办案不力?为什么杀人犯如斯嚣张?为什么走私贩毒流动愈演愈烈?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在屠杀犹太人时为什么表现得那样"冷血"?前苏联的肃反运动造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气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那样一触即发?仅仅这一系列题目就迫使我在翻译的同时不得不思索人道中的兽性成分:贪婪、凶残、狠毒、疯狂……这些题目仅凭简朴的阶级分析已经不能解释了。
为此,我不得不看一些人类文化学和生态学的书籍,但依然有很多题目悬而未决。好比,人类道德题目。如何评估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中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呢?经济很发达,文化很发达,为什么书中人物的道德觉悟如斯低下?三位欧洲教授在伦敦乘坐出租车,因为政见分歧,居然对司机大打出手。
文明呢?礼貌呢?教养呢?假如说这是文学人物,那么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欺诈行为应该做何解释?岂非他们没钱?岂非他们没文化?都有。
就是没有公德心,就是极真个自私自利。利欲熏心让当今世界的很多政客、大亨以及各种显贵势力团体操作各种舞台谋取私利,上演了种种尔虞我诈的丑剧,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但是,有什么气力来约束他们贪欲的膨胀呢?没有。法律、舆论监视要么是一纸空文,要么是他们的工具。更不要说戎行和警察了,那是他们敲诈勒索的鹰犬。《2666》的第四部门有大量事实可认为证。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实,为什么很多人置若罔闻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它迫使我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思索。
更值得我深思的是,在经济发展和信息时代的今天 ,为什么《2666》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作者那里,2666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刻表。岂非发展经济、科学和教育不是人类的出路?波拉尼奥是2003年去世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从而引发了全球性危机,至今没有挣脱出来。这场危机中金融系统的信用和政府公信力下降,说明一系列观念、机制、体系体例和轨制的危机,但这并不是题目的本质。由于没有回答出造成这些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回答出这样的题目:谁来挽救和洗涤人类的罪恶呢?《2666》在这个意义上发出了警报:人类自相残杀,同时又毁灭天然环境,其未来就是自我灭亡,没有别的出路。
这样的判定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那就要看看人类的智慧才智能不能放在真诚、友爱、同舟共济、善待自己和地球一切物种的发展道路上了。
但《2666》究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成功依赖的是故事情节、人物的言行、喜怒哀乐的表现。书中没有半点说教的味道。不管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罗马、柏林、纽约仍是墨西哥城,作者写出来的景物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波拉尼奥真是个高级导游,带领读者玩遍了上述城市。我在翻译时,由于去过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纽约和墨西哥城,所以有意做了比对,发现的确正确无误、翔实可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对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中,波拉尼奥极大地施展了艺术想象力的作用。
其中主要人物就多达二三十人,有教授、作家、出版家、政府官员、军警、议员、记者、商人,上至贵爵将相,下至贫民庶民、土著人。波拉尼奥对这些人物都有细腻的刻画,其中有的人物是他不认识的,例如,二战中,一个德国铁路站长奉命杀害犹太人,他动员了14岁左右的少年组成行刑队,为了麻木这些孩子的知己,他让孩子们喝烈性酒,然后发放枪支弹药,练习杀人技术,最后开往法场。
波拉尼奥是1953年出生的,不可能亲历现场。但凭借史料和想象力,作者很成功地表现出法西斯杀人的冷血场面(参见译文)。显然,作者很明白细节与全局的关系:详细人物和场景的描写水平决定全书的质量;而只有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才能在谋篇布局时留意到一个棋子位置存在的意义。这种大舞台与详细角色的结合是一些拉美作家努力追求的全景式小说的特点之一。
全景式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乡土、地域、民族文学观念的突破。这与波拉尼奥等一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的亲自经历有紧密亲密关系。以波拉尼奥为例,他1953年出生在智利,20岁时遇上了智利军事政变,很多左翼青年作家被迫流亡海外。
波拉尼奥就辗转到过古巴、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那是一段苦日子,更为痛苦的是思惟信奉上的迷惘。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改制的90年代,这些作家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们原来的信奉模式被逐一摧毁。
他们的精神近乎崩溃的边沿。怀疑一切成了他们观察社会与人生的惟一标准。进入21世纪后,这种怀疑立场愈加深刻。尤其是在西方连续发生社会、经济和文化危机之后,他们的熟悉上升到了从人类高度看人生。
高科技手段对这样的熟悉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科学匡助人类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对天然的破坏和自己的孤傲与浅薄。高科技手段还匡助作家找到了快速、便捷的表达方式。《2666》的篇幅虽长,但是叙述节奏很快,语言简练,完全离别了上世纪70年代拉美实验小说的形式臃肿,恐怕与作家对时空熟悉的改变以及电脑写作技巧的应用不无关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觉得就"乡土写乡土"长短常狭隘的,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大潮席卷每个角落,不站在全球高度看乡土,肯定说不清晰局部与全球的变化。
最近看拉美报纸,有一位评论员说:"中国千万别打喷嚏,否则全球会感冒的。"无独占偶,西班牙一家报纸明确表示"不但愿中国放慢发展速度"。
实在,全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早就形成了。孤立地看待本土题目或者仅限于维护本土利益是越来越难题了。作家,尤其是四海为家的文学家,肯定是(也不得不是)放眼世界的。囿于乡土一隅就很难走向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