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读书 编剧读书|徐皓峰:书生出关
1993年,我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就读导演系,毕业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整个电影业的大环境不好,圈内学院派关起门来做学术讨论,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民族,看电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一个日本几乎等于整个欧洲市场;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需要看电影的民族。
我感觉这是五四以后一个巨大的思维惯性:什么都上升到民族性。我们讨论一件事的目的不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喜欢把它归结于民族根性,结论总是人种出了问题,搞得自己也很气馁。八十年代之后更加处于勇于自我否定的阶段,好像越骂自己、越骂中国人,越能成为文化明星,获得舆论的认同。这么说吧:一个世纪以来好多名人做的都不是学问,都是靠骂祖宗上位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人怎么可能是天性不需要看电影的民族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人也是很小心的民族,喜欢总结历史,是为了在现实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很小心地处理。但是1997年的时候,社会相对混乱,录像厅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家都在看VCD。电影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都蒙着眼来,现做实验,好像特别自信。
那时候我体会到的不是历史书上的中国人,而是胆子极其大,知道一分就敢干十分——商业片一下子大量涌现,都在模仿港片、武打片,既没有人家的技术,也不研究精神内涵,尽是简单粗糙的模仿,失去了我们自己做大众电影的传统,让人气馁。
这实际上跟我们的人才培养体制很有关系,我们的艺术院校:美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教育的根,都是精英培训,而不是塑造通俗艺术家。我们追求的是阳春白雪,是跟欧洲顶级电影艺术的对接,看不起商业片,跟俗对立。这种想法跟穷清高的文人很像,就是故意不挣钱,我清贫,但是清贫得很踏实;同时也看不起挣钱的人,觉得来路不正,为了生活享受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和标准。
在那种大环境下,我索性放弃了电影,去电视台,靠拍纪录片过活,当中也导演过话剧,但一直没有碰电影。
26岁那年(1998),我辞职回家,每天就在书斋里读书、写小说。从26岁到34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的生活状态,维持了八年。
我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武侠小说风靡的八十年代,“闭关”的时候,又重看了金庸的全套小说,还有古龙、温瑞安……为了练文笔,我开始删改武侠小说,不改情节,只改字词,改过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小李飞刀》。不怎么改金庸,因为他的遣词造句方式,跟嘉庆年之后的小说很接近,比如《儿女英雄传》,像戏曲一样,语言有历史传承,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了,有点可惜。但是这种白话文,并不是我将来想写的,所以就没有去删改金庸。
读书写作之余,我交流最多的是两位老人:一位是道教宗师胡海牙,另一位是我的二姥爷李仲轩——他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和薛颠的弟子。我跟着他们研究道家文化,研究民国武林。
陈撄宁与胡海牙
李仲轩
虽然主动把自己开除出了影视圈,但是看电影一直是我的爱好和习惯。小时候,只要是片空地,天黑后就可能成为露天影院。我家附近有块坟地,我此生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坟场上看的。那时候孩子们都爱跟大院子弟交朋友,因为大院里每周都有电影看。直到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电影还是带点特权色彩的东西,也象征着精神生活和文化品位——记得那年北大图书馆放映《红高粱》,有志青年跑去看,特别有仪式感。
2000年,武侠片《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看了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影评,讲电影里的道家文化,投给了《电影艺术》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刊载了,杂志社还约我继续写影评,就这样一路写下来,自己也感觉看到一线生机。
有人问我,你的小说多写落魄之人,你自己有没有过落魄的阶段?其实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可以说极其落魄——不是简单地挣不到钱,还要面对才华可能突然消失的危机。前路茫茫的生活非常消耗人,如果不去锻炼,艺术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我曾经说,艺术就是一剂毒药,会在你40岁之前不断发作,你要么找到解药,要么等过了40岁之后放弃。
在书斋呆了三四年之后,发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了。从前的人过着清贫的生活也可以活得有底气,有自己恒定的标准。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标准已经丧失。同期毕业的同学,有些已经赚到了钱,有些仍然失业在家,每到同学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有人开车来,有人骑着自行车来,还有的同学因为自卑,不愿意来。这让我感到很悲凉,贫富差距已经伤害到了质朴的友情。
不过我始终认定一个道理:天道酬勤,老天会回馈你。天荒地老,门前草深,我就日复一日地好好练习。之后的情况可以用非常顺利来形容——出第一本书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自己投稿给出版社,就顺利出版了。出版以后有个书迷找到我,说喜欢我的短篇小说《倭寇的踪迹》,想出投资让我把它拍成电影。
其实我拍电影的时候没有功利心,反而写小说的时候有,想的是“远水解近渴”。因为我受的一直是电影的训练,想创作电影,苦于没有条件,所以就想着先用文字形式把自己的想法保留下来。如果小说成功了,再去争取拍电影的话,投资方对我的信任度会更高。起初这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但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投资商来找我的时候,我二姥爷已经过世,我把他对我口述的民国武林历史整理成了《逝去的武林》。这也意味着我一个阶段的生活状态已经结束,我开始想往外走。
有灯就有人
《倭寇的踪迹》写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南京老城,名将戚继光的旧部假扮倭寇,搅乱城中军队、武林四大门之事。虽然整体有古典的氛围,但行文有黑色幽默感,是我主动要写成这样一种风格——带点黑色幽默的武侠小说。
我想做的文化批判,一直都不是那种特别狠的,要归结于民族性、人性恶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悲剧,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在和平时代仍然使用革命时代的思维,老是想着一个阶层推翻另一个阶层,文化和行为准则都会乱。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你死我活,我不想表达人性之恶,我想说的是人性的尴尬——《倭寇的踪迹》改编成电影之后里边有一句台词:“我不是坏人,我只是起了邪念”。
写《倭寇的踪迹》这个故事的起点,是想要保留历史。中国历史上原本属于军队里的东西,往往会以婉转的方式在民间保存下来。比如明朝的武术灭亡之后,是由潜伏在民间的将军传下来的。古语说“亡国家不亡天下”,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相信民间对文化有吸纳功能。
孔子也说,新的朝廷起来之后,对礼仪不熟悉怎么办?“礼失而求诸野”,就是到民间去寻找。但是现在这个蓄水池消失了,民间以打工族为代表,高度标准化,淘汰了传统文化,保留不住历史了。
《倭寇的踪迹》改编成电影,属于小投资。因为成本低,如果要拍一个历史事件的话恐怕完成不了,只能采用大众熟悉的电影形态,所以我选择了武侠。这就像希区柯克早年在英国拍实验电影,后来从凶杀题材切入,找到了和大众结合的方法。
从风格上说,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学港式武侠。虽然我们当年初看到《黄飞鸿》、《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都会兴奋,觉得天马行空的视觉奇观太好看了,但是经过20多年来的大量复制,已经有俗套之嫌。香港武侠片受武术指导影响非常大,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武指制度。我想我既然比不了,倒不如另辟蹊径。
我的电影对白比较生活化。想要表现历史上的生活常态。现在很多历史剧会刻意使用以前的语言,半文不白,但是以前的语言已经死了,生搬硬套很不协调。而如果用现在的流行词汇来拍古人,又太无厘头了。
在电影学院受的教育,运用在《倭寇的踪迹》里,最明显的就是空间的训练。这部片子的镜头数量不多,而且大部分不是靠简单的分切节奏去完成,而是靠空间的分切。限于成本,可能其他方面看起来有点粗糙,但空间感我自认为很好。
很多人以为我会武术,其实我不会打,但是原理我都懂。《倭寇的踪迹》是我自己担任武指,从招式来说,尊重实感——从真实的武术里开掘出新的动态,是补救美感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