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方的夫人 母亲给我的家教 王明方撰文追忆母亲
王明方撰文追忆母亲
本文是为母亲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当时陆续刊登于《人民日报》《安徽日报》《中华英才》《中华英才》(海外版)等报刊。收入本书内容稍有扩充。从这篇文章能看出这本书的源头。由此触动将此文作为本书附录。
我的母亲姓名为刘素兰,享年80岁。今年农历三月初六是清明节,正是母亲的百年生日。这些天来,我格外怀念母亲,怀念她给我的教诲。
1952 年初冬时节,我出生在大兴安岭南麓和松嫩平原交界,黑龙江省龙江县景星镇柳罐村腰柳罐屯。一岁多父亲就病逝了,脑海里没有父亲的概念。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的家教却是挺有文化的。在我成长、进步,直至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的历程中,母亲给我的家教起到了不可替代、万般珍贵的作用,奠定了我一生做人做事品格智慧的根基。
谚语箴言教诲做人道理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都长我十多岁,我记事时,哥哥、姐姐都长大成人了,这就使母亲对我特别地疼爱、呵护,走到哪把我带到哪。我对母亲也特别依恋,三岁多还偎依在母亲怀里吃奶,都上小学了,回家一看,母亲不在,把书包往炕上一扔,转身就去找。
那时,嫂子已到我们家。闲时,母亲就经常到西边的姥姥家,或前院的堂二舅母家串门聊天。我找到母亲,就抱住她一只胳膊依在身旁,听她们唠嗑。嫂子和二舅母都笑话逗我说:“都长那么大了,还像吃奶的孩子一样。”
二舅母家是左邻右舍大人孩子的聚会点,我经常跟着母亲在那里听她们唠家常。这中间常听到母亲的谈论或评点事情和别人不太一样,常常是说一些警句谚语。那时,我不管懂不懂得,听多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记住了。再长大些,母亲教育我时也常讲些箴言警句,这使我一点点懂得了一些人生事理。几十年来,母亲当时讲的一些警句箴言经常在耳畔回响,有些情景也常常在脑海浮现,成为我青少年人生岁月的宝贵回放。
那些话好像很平常,但在当时那穷乡僻壤、文化荒芜的小山村,没有读过书的母亲能传承并践行着那样的理念,让我在耳濡目染中得到启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比如,在我上小学前后,母亲常和我讲:“这个国家好,不是赶上了这个国家,咱的日子没法过呀!
”母亲还讲毛主席好,共产党好。毛主席有画像,我能认得,共产党是谁,我不懂,但心中埋下了热爱党的种子。到我成年时,母亲积极支持我入党。当时村里青年人中,主动申请入党的还没其他人。
母亲特别讲究修身做人。教育我要品行端正,就说“做人不能丧良心”“人要走得正、行得正,脚正不怕鞋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凉饭,花赃钱,早晚是病”;教育我要做到重勤俭懂知足,就说“笑破不笑补”“知足常乐,不能有福不会享”;教育我处事要有分寸,要多替他人着想,就说“不知哪片云彩有雨”“说话要知深浅,做事要懂倒正”“人心是肉长的,以心换心”“事怕颠倒颠,遇事替人想”“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教育我做事要对路,就说“诗书送给文人,红粉送给佳人,好饭送给饥人”;教育我要有感恩之心、坦诚待人,就说“你给人的好处可以忘,人给你的好处不能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有误会有疙瘩,说开了就好;有遮着盖着的,见了面就清楚了)”“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教育我心胸要宽、气量要大,就说“心宽不怕房屋窄”“宰相肚里能行船”“不能专挑棱缝找气生,气大伤身后悔难”;教育我要着眼长远、耐住性子、干啥像啥、不畏困难,就说“处人要有长远劲儿,淡淡泊泊长流水儿”“做事要有耐性,有抻头”“不能有心采花无心戴”“没有过不去的日子”……母亲的言传身教,成为哺育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初乳般的营养。
20岁时我才告别极其依恋的母亲,到哈尔滨读书,这在人生的历程中,看上去够晚了,但我有智慧的母亲用精神乳汁喂养的优势,在我离乡四年半的时间,就走完了从一个农民到副处长的路程。当然,这首先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与母亲的家教密不可分。我永远感恩党!永远感恩母亲!
非常之举供养上学读书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母亲讲:“你父亲没念过书,他经常发誓,‘当裤子当袄也得供儿子念书’,你长大好好念书,念到哪我供你到哪。”
当年,哥哥读高小住校离家 30 多里路,有时不愿意离家去学校,母亲就煮鸡蛋,做好吃的哄哥哥去上学。父亲去世时,哥哥正值小学毕业,无奈只好辍学,承担起种田劳动养家的重担,14 岁的孩子多艰难啊!母亲每每讲到这都特别揪心。哥哥享受到父母的家教,忠厚老实,勤奋好学。我上小学那年,只念了六年书的哥哥当上了民办教员,他教我到三年级,后来转为公办教师,还当上了村小学教导主任。
小学毕业时,全班来自五个村的同学,只有我和本村另一名叫李有俊的同学考上了初中。就读的龙江县第二中学在景星镇,离家 30 里路,需要住校。每月伙食费有七八元钱就足够了。当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哥哥民办教师的工分收入,那时全家七口人了,哥哥的工分钱连买口粮都不够。
我上学的钱从哪来?但母亲有主意,早就盘算好了,我上中学去了,她也带着行李去龙江县城找地方当保姆。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十里八村未曾有过。当保姆,让人笑话,说是伺候人,很低级。还有的说“老王太太不知天高地厚,供儿子念书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顺垄沟找豆包。”母亲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说“顺垄沟找豆包,识字也比不识字强”。
母亲筹措了十几块钱让我带着上学去,学校给我评了每月3元钱的助学金。可母亲上哪去了?我联系不上。她不会写信,更没有电话。花一元一角钱坐公共汽车去县城能找到母亲,可又怎么舍得。我想念母亲,惦记母亲,心里很难过,这种留守儿童的内心感受不经历是很难想象的。
但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的,各项活动也都积极参加。到初冬 11 月份的一天中午,学校总务处张维会老师来通知我:“到街里旅馆找县中医院张院长(是张老师的大哥),你母亲捎东西来了。
”我高兴得连跑带跳到旅馆,见到来搞征兵体检的张院长,大高个,山东口音,告诉我说:“你妈妈在我家帮忙,托我给你捎来了钱和棉鞋。她挺好的,你别惦记,放寒假就去看你妈妈。”母亲给我捎来 20 元钱和一双棉胶鞋,还有她做的棉鞋垫,这是我第一次穿买来的鞋。知道母亲安好,心里松了许多,但又一想母亲在人家干活,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高兴不起来。不过眼下上学不愁钱了,心里踏实多了。
到冬季天太冷,母亲把冬天能穿的衣服都给我带上了,还是很不适应学校的环境,我没有大衣,棉袄里套了件夏天的单衣,下身是空壳棉裤,上早晚自习时冻得我常常是缩着脖子,抱着膀,几乎天天都流鼻涕、咳嗽吐痰,哪懂是感冒。
尽管如此,有父亲的遗愿,有母亲的教诲、支撑,我学习动力十足,毫不动摇,成绩在全年级领先,初一第二学期开始,我从少先队小队长当上了中队长,没到期中又当上了大队委员。就在刚上初中,即 1965 年 9 月,我买了有生以来第一本课外书——《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后来还参加了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等活动,这些打下了我人生的思想政治基础。
母亲干活干净麻利,做事妥帖得体,在张院长家得到他全家人的喜欢、尊敬,每月能挣 20 元钱,母亲很舒心,身体也胖了。可是,好景不长,到 1966 年春,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加之张院长家庭变故,母亲被解雇了。
而学校知道我母亲当了保姆,第二学期也没再给我助学金,我的经济来源断了。于是,我自作主张,极度紧缩开支,每顿只吃 2 两饭,不吃菜,自己捡来白菜叶用大粒儿盐腌成咸菜就饭吃,偶尔吃顿菜,每月饭费只花 3 元钱左右。
此外,还有母亲用苞米炒熟碾成的炒面,放点糖精用开水冲了聊以充饥。这仍旧填不了我半饱的肚子,真是饿得难忍,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来,手抖得把握不好笔。但学习矢志不渝,数学竞赛还获得全年级第一名。
这样过了两个月,母亲见我严重消瘦了,头发也白了不少。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常在饥饿状态,营养不良;二是有机会逮着饭使劲撑,饥饱过度,胃出了毛病,常常感到胃胀得慌。母亲知道了详情,果断决定让我休学,带我到县城治病,住在城郊的姐姐家。母亲攒下的几十元钱,大多花在给我治病上了。通过治疗,胃功能有了较大恢复。这期间,“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已经停课。这对我倒有点安慰,因为基本没耽误课。
1966 年暑假过后,我兴致勃勃返回学校上初二,可是只上了一天课,学校就停课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连。我为了省钱,带着大姐给做的干粮和同村的同学结伴先到齐齐哈尔,后到了哈尔滨,因吃住很困难,也串连不出什么来,几天就回家了。
回到家待不住,还想出去。就和母亲说:“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听说去北京坐车不花钱,到北京吃饭也免费。”母亲将信将疑,但还是支持我去,把手头仅有的八块钱全给了我。我在齐齐哈尔上火车,坐了两天两夜,真的到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住了两星期,参观了一些高校、景点。
在天安门广场花 4 角钱照了张相。一天下午饿得太难忍了,花 3 角 3 分钱买了包饼干,加上路途中吃的支出,去趟北京,只花了 3 元钱,剩下 5 元钱回来交给了母亲。我的母亲真是开明,真是有气魄,拿几块钱就让 14 岁的儿子只身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后来我懂了,母亲是让我长见识,这趟北京之行,开阔了我的眼界,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1967 年,学校继续停课,我幼稚地盼着学校开课。母亲也不甘心,继续上县城、去齐齐哈尔,寻求当保姆,但都没能如愿。这年夏天,母亲在学校所在地镇上的堂妹(我称三姨)家住下来,三姨干临时工,家里还有扎笤帚的手工副业,母亲在三姨家,帮助干家务,我返校也在她家吃饭,帮助干活,三姨每月给母亲几元钱。三姨是我的重要恩人,每次回去必当看望。得知老人家眼睛患了白内障,我嘱咐大侄儿给她安排住院做手术治愈了。
我断断续续回学校,母亲特别嘱咐我:“上学校不能整人,不能当坏小子”。农忙时节,我就和妇女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虽然那段时间学校一直没能复课,但母亲支持我回学校,这使我有了两大历史性的收获。一是在老师引导下,开始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这开启了我对哲学学习求索的理性人生。
毕业后在农村放羊时,也在山上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几十年来,对哲学的学习和思考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和生活。二是一位同学从当村支书的父亲那儿获得经验,在 1968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对我说:“你作文挺好,可给报社写稿,挣稿费作饭费。
”于是我就写开了,见啥写啥。刚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稿子发出去,泥牛入海,后来虽然知道没有稿费了,但我出于兴趣,也出于将所学知识派上用场的想法,就坚持不懈地写了下去。
没钱买稿纸,就用废大字报背面写,信封用报纸糊。幸好那时只要在信封右上角剪个口,注明是稿件,邮寄就不用贴邮票。在家里发稿离邮局很远,母亲就起早,冬季也冒着严寒去打听谁上公社,给捎寄我投稿的信。
如此耕耘,终有收获,1969 年 7 月 30日第一次在地区《嫩江日报》上发表了稿件。我的奋斗精神也感动了嫩江日报社,吸收我为通讯员,安排我参加培训,还到林甸县农村进行采访实习。此后,稿子多数都被采用了。
这两大奠基性的重大收获,锻炼了我的政治敏锐性、认识能力和写作水平,强有力地支撑了日后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支撑了我的人生之路和从政生涯。我的两本著述可以说是这两大支撑认识成果的重要体现。一是,1983 年 7 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一书,该书 1991 年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著一等奖第一名;二是,我的《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一书,2012 年 10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为迎接党的十八大优秀出版物,目前已印刷 6 次,发行近 7 万册。
这本书的稿酬,除交 2 万元党费,其余全捐献了,并吸引民营企业家赞助,已在安徽大学设立了一项文科奖学金。
我想,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有了成果属于党和人民。我曾经设想,在当年学校不上课的情况下,如果母亲不支持我上学校,没有这两大历史性收获,我的人生就要改写。我感恩给我指路的当年龙江县第二中学的老师!感恩给我特殊培养的当年嫩江日报社的领导和编辑!
不畏艰难传承坚强力量
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尚未成年,还有年近八旬的爷爷。母亲以坚强的意志撑起了全家的大梁,把苦痛埋在心里,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带着老的小的提起精神,像样地过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体制,不长时间就成立了互助组,哥哥虽然还小,但有亲友帮助,家里的田地每年都种下来了。各项农活母亲都能干,家里吃像吃,穿像穿。我们家的孩子穿的不一定有别人家新,但整洁利索,棉像棉,单像单,比许多人家都强。乡亲们无不佩服母亲意志坚强,治家有方。
但在那国家艰辛探索,又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代,我们家当时的那种情况,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不仅经济拮据,还有口粮短缺,吃不饱肚子的日子,尤其到了冬季严寒,更是难熬。可母亲面对任何困难从不叫苦,从不畏难,家里家外,遇到什么事都不打怵。
1968 年春上,母亲手里的钱都用于我上学了。她为了挣几个钱,走出很远的路,漫山遍野去采一种草,学着编草帽,编一个草帽要几天功夫,能卖一元钱,共编了十来个,还要走很远自己去卖,卖了十来块钱。过了很多年,母亲和我聊天时说,“那段时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心想哪怕有一块钱呢,也能买点油盐酱醋。
多亏编草帽卖了几块钱,管了大用。”那时哥哥家里也困难,已经六口人了。我每次回家看到母亲都精神头十足,哪知她那样为难啊!现在回忆起来,我 20 岁离开家前,几乎是吃素长大的,只有过年过节能吃上肉,平常大多是吃咸菜和大酱下饭。可听母亲常说的是“没有过不去的日子”。
1968 年 9 月,我 16 岁初中毕业,正式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干活很顽强,也像样,得到乡亲们的赞扬。劳动之余,我也坚持刻苦学习,只要是我单独干活时,比如放羊、看仓院等,我就带上书报和纸笔,抽空在山上、田间、墙根儿阅读或写作。
刚回生产队劳动时,正值秋收大忙,收割庄稼累得我直不起腰,由于年纪还小,我只承担整劳力三分之二的工作量,还跟不上趟。那段岁月,最艰难的活儿是冬季搂烧柴,凌晨出发,冒着零下30 度左右的严寒,到 20 里外内蒙古扎赉特旗那边的草甸子上,用很大的耙子搂柴草。
天冷坐马车冻得坐不住,靠跟着马车跑取暖。搂的时候像人拉犁一样,一步一步地挨,白天零下 20 多度的天气,累得汗珠从狗皮帽子帽沿处直流,帽遮上着霜,棉袄前面解开扣,后背还冒着热气。
就是刚毕业那年 12 月,我和另外 4 名社员组合一辆马车搂烧柴,每天搂一车,五天每人轮一车。第五天轮到我,草甸子上刮起了大风,搂一耙子柴草往挂在耙杆的帘子里一抖,风就给刮跑了不少。于是,这天搂到柴草的量就少了许多,到该装车时风更大,无法装车,只好空车而回,只能我自己第二天再拉回。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沉重极了。到了生产队队部,队长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去县里开会,参加工作队,这对我来说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甸子上的烧柴还得去拉,怎么办呀!
我回到家跟母亲说着就哭了。这时母亲镇定地说:“我带你去求人明天帮咱拉烧柴,你放心去县里开会!”在傍晚的寒风中母亲带着我求我的一位堂表哥帮助去拉烧柴。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印象很深。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有母亲不畏艰难的榜样力量,我勇于面对任何情况,反倒没觉得怎么困难了。
从容晚年昭示人生智慧
我在哈尔滨读书、工作,成家后立即于 1980 年 3 月将母亲接来,1985 年 4 月我调到北京工作,次年她又和我们一起到北京,至母亲去世这两段时间共 13 年,是母亲享福的美好时光,也是我们尽孝、享受特殊意义家教的宝贵岁月。
小时候,母亲常给我讲北京是古代皇帝住的地方,皇帝上朝的金銮殿现在还有呢;讲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等等。我们来到北京,在母亲内心是最富有成就感的事。到北京一安顿下来,我们就陪母亲游故宫。她体力弱走不远,下了公共汽车,我用自行车推着母亲到天安门前,然后我们带着马扎,边走边歇,到太和殿前,我背着母亲走上 39 级台阶,看到了金銮殿,母亲坐在马扎上凝望、沉思良久……
从农村到大城市,母亲丝毫没有不适应、不习惯。老人家是把心放在我们这儿,住得安生、住得自在。当然也思念故土,想念那里的儿女、孙辈们。在哈尔滨,身体允许时,我们就安排她回老家住住。我女儿出生后,母亲又帮我们带孩子。
全家四口人,祖孙三代,其乐融融。这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朱晓南,她对老人照顾备至,婆媳如母女。女儿对奶奶也出奇地疼爱,刚会说话,母亲给我缝补几针衣袜,女儿就横竖阻拦,使劲哭喊着:“奶奶不干活……”
晚年的母亲让我最感动的,是她把智慧运用到日常生活几乎达到了极致。她特别想帮助我们多做些家务,可她的身体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担心生病给我们增加负担,于是就把帮助我们干事情和照顾自己身体很好地统一起来。母亲因长期的过度操劳再加上当年在黑龙江农村寒冷的环境,患上了肺气肿、肺心病,我们尽力保养着母亲的身体,哥嫂离得远,专门给母亲从老家雇来了保姆。
母亲想念远方的亲人,有时也和我念叨一下,但内心一直保持安宁的状态。姐姐、哥嫂和孩子们隔段时间就前来看望她老人家。
到后几年,母亲的身体是弱不禁风了。但她奇迹般地调控着自己的身体,到北京的七年里硬是没得一次感冒。她那样的身体状态,患上感冒必须得住院治疗。到后几年不能帮我们做家务,就天天盯着天气预报,嘱咐我们大人孩子穿好衣服。
她自己精致掌握,预感有凉,先加衣服;稍微有热,略减衣服。流鼻涕了,自己想的办法,团个棉球堵住鼻孔,还真管用,堵一堵就好了,后来我感冒流鼻涕也用这办法。饮食也是自己精心把握,凉的不吃,硬的不吃,不撑着,不饿着,更重要的是老人家自己的那颗心保持着平和、宁静,能随遇而安、随遇而悦,这是母亲晚年人生的高级境界。
最后母亲是一觉未醒,五天就离开了我们,这天是 1993 年 3月 5 日。从那以后的三个多月里,我每天都梦见母亲……母亲还常和我说,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看人要看根。
我的祖籍是山东黄县。大约在19世纪前期,我的高祖父哥仨从山东黄县闯关东,在吉林省长岭县住下,后来我的太爷带着6个儿子继续北上,定居在龙江县南部相邻的泰来县。
母亲虚岁17到我们王家,9年后,由于我太奶、太爷相继去世,加之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的大家庭分家了。于是,父母带着我4岁的大姐投奔姥爷姥姥,来到了龙江县的柳罐村。到这里,包括周边活动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一家我父系的亲属。
我记事后,母亲经常和我念叨泰来那段岁月的故事。因为交通十分不便,两地一直没有来往,信息辗转互通也极少。到1960年夏,在母亲离别泰来21年后,几经辗转,带着我回了一趟泰来老家。
见到当年在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的叔公、婶婆以及同辈、晚辈们,大家都异常激动。母亲见到长辈首先是跪地磕头,然后是述说我们家的情况,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两年后,母亲又安排我哥嫂抱着刚满周岁的二侄女去泰来老家探亲。
我长大后才逐渐明白母亲这些举动的意义,一是让我们认根;二是让老家的亲属看看我们成长得很好;三是她自己向我们家族“述职”……懂得了这些,每一念及,我都很激动,我的母亲责任感多强,想得多深!今年4月4日纪念母亲百年生日,哥嫂和我带着孩子们也专程前往泰来老家探亲。
我的大姐和哥哥,践行着传承着母亲的家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担当了对我的“助教”。大姐长我 16 岁(二姐因故较早离世),小时候她带我比较多,我和大姐很亲。大姐的性格素质极像母亲。她记忆力超群,只上几天夜校,便能读书看报。哥哥长我 12 岁,干了一辈子农村小学教师,堪称师表,20 岁前我也一直在他身边。嫂子过门时,我才 7 岁。哥哥、嫂子看着我长大,长兄如父,老嫂比母,我很想念我的哥哥嫂子。
母亲离开我们时,我还不满 41 岁,在无尽怀念母亲的岁月里,我对人生的感悟不断加深着。人生在世,作为儿女,完全理解父母的心是不容易的。其实,不论多大年纪的儿女,哪怕已是 70岁、80岁,在父母的眼里仍是孩子,还要牵挂,饮食怕饿着、又怕撑着,穿衣怕凉着、又怕热着,要叮嘱,要唠叨。
做儿女的一定不要烦,不要顶。这方面我做得不完全好,有时有点不耐烦,有时还犟一下嘴,后来每想至此都深感内疚。和母亲晚年的这段生活,仍然让我的人生得到教益,我深深领悟到:作为儿女,积极干事得平安,是对父母的最大关心、最大照顾;作为父母,身体健康精神好,是对儿女的最大支持、最大帮助。
为人子女者,善顺父母心,谓之大孝;为人父母者,善传子女道,谓之大慈。
吸吮着、领受着母亲的家教,走过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我特别感受到:人要不懈修养自己,要吾日三省吾心,经常清理排除怨、烦、恼、怒、恨等不良情绪和各种妄念,努力修出一颗平和的心、诚善的心、清纯的心、宽大的心、感恩的心、乐观的心,保持既奋发向上,又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开心常乐的状态,由此修出历久健康之身。这是母亲家教给我带来的最最宝贵的修心养身之道。
母亲永远在我心中!母亲的教养恩深如海洋,我特别特别怀念我的母亲……
注:本文写于 2014年4月5日。2015年5月19日改定于由上海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上。
以上内容选自《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增补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
本书是作者总结40多年工作中出来的领导经验,是从我们党的历史和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着对领导方法论的学习与研究,对共产党人人生哲学和党性修养的思考。作者认为,以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悟道觅法,智慧就能得以增长,而悟得道,觅到法,做什么事情就应付裕如了。
这里,道是指客观规律、道德境界、基本原则,法是指贯彻道、实现道的基本途径、基本方法。认识道、领悟道,进而找到法、运用法要靠智慧,同时又丰富智慧,提升智慧。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注意以此来加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