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泰斗戴逸:故纸堆里“淘金”

被拒绝了的戴逸却没有走,彼时他已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正在攻读《明史》,如今面对明史专家,自然不能放过当面探讨的机会。一番交流之后,吴晗对戴逸的历史功底刮目相看。这一面之交,让吴晗对这个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并没有立刻认出戴逸,但当戴逸提起当年情景时,吴晗一下想起了他。1958年,戴逸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蜚声史学界,这本著作后来成为许多高校的历史系教材。所以,吴晗在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时,点了他的名,要他参加编委。戴逸说,命运对他是很眷重的,一生中遇见了很多帮助他的人,他不能枉费了命运的垂青。

新中国成立初,董必武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58年,周恩来委托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找一些人商量编修《清史》事宜。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他的才华很赏识。所以当周总理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方案时,他自然想到戴逸。但他们在酝酿《清史》编纂方案的时候,我国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就此搁浅。

1965年夏秋之时,周恩来委托时任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部长会议,重新讨论编纂《清史》-事。会上决定编纂《清史》,并成立以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戴逸是年纪最轻的,还不到40岁。可是,因为“文革”的爆发,《清史》编纂工作又搁浅了。“文革”中人民大学被解散,戴逸远离了清史工作,被下放到江西农村养猪近三年。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为所长。不久,编纂《清史》的工作重启。可是,当时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史学研究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国家也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清史》编纂,尽管戴逸满腔热血,一再呼吁,但《清史》编纂工作仍然未能如愿以偿。

《清史》的编纂历经一波三折,但是戴逸并没有灰心,他坚信编纂《清史》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在清史研究的园地里默默地耕耘。几十年来,他先后主持撰写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清史著作,包括作为高校历史教材的2卷本《简明清史》、20卷本《清通鉴》、20卷本《清史人物传稿》、12卷本《清史编年》、9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等。

盛世修书。在戴逸看来,编纂《清史》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2002年4月,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修纂清史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清史工程,并任命他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 “走马上任”了,他既要总体把握,又要细致入微,要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现疏漏。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他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邀请,他都没答应。戴逸就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很有个性的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放弃自己手中正研究的课题,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国家政要能够以史为师,察今、资政,正是历史的另一种生命价值。“清史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自满族入关至宣统逊位,对中国的统治长达2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朝代,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只要追溯到清代都能了解缘由。”

“当初清史工程上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一方面因为圆了多年的梦而高兴,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忧惧,担心事情办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后代。”作为一部国家正史,清史不能有丝毫疏忽。戴逸和其他团队成员一篇篇地审阅稿件,遇有疑问之处,就想尽方法核实,“进度是很慢的”。一切的一切,只为修出一部对得起历史的正史。

尽管青丝已渐成银发,但戴逸欣慰的是,清史研究所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术梯队,成为国内研究清史的重镇。根据戴逸的建议,清史研究所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编纂清史工程化整为零,利用各种小额度科研经费的支持,陆续完成清史不同“部件”的研究。那个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大清,正在他的团队翻动书页的手指中渐渐变得清晰。

还原真实的大清王朝以史资政

《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是个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上面是放简策的容器,下面是手,合起来表示掌管文书记录。因此,“史”字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手持册簿。细察“史”字的演变,由甲骨文、大篆到小篆,字的外形并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一只手举着一个“中”字,即古人常说的“持中”。这个字似乎暗示对写史书的人有一个基本要求,即尊重客观、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