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陈红五 父子三人: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党的历史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值得回味和传颂。其中,父子三人在党的“五大”上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就曾被传为美谈。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4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通常人们会猜想,他们这么年轻,在党内升迁却如此之快,肯定和总书记父亲的影响有关。可党的“五大”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对他的批评还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入选党的领导核心,应该说非同寻常。
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大革命期间,我祖父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从事党的工作,和延年、乔年兄弟时相过从。“文革”期间,祖父被迫闲居在家,曾两次和我谈到他们的往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深扎在我心中,几十年时光都未能冲淡。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二人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
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非常好,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
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为此曾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得知后不为所动,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两人如此艰苦,当时便流下泪来。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
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
延年和乔年到达法国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法共党员。
阮爱国对兄弟俩孜孜以求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父”的胡志明。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延年奉召回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广州区委秘书,升至中共广州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占到当时全国党员的35%。
而区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陈延年在党内职务的跃升,应该说和乃父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法、苏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不多的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而早年深入社会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的成长益处也很大。
我祖父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惊讶不已:一张旧条桌用来办公和放文件,一个堆满书报的衣架,一把已渍得发黑的旧藤椅,一张铺着草席和补了一大块粗布的蓝被单的木板床,除此之外便空空如也。
尽管当时党的机关都比较简陋,但作为全党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也未免简陋得过分了。而陈延年本人的朴素衣着和他黝黑的皮肤、粗大的手脚,与其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
人们也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这与那些热衷于到广东政府当官、经常在酒桌上应酬的共产党员,如“三二”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形成极大反差。
陈延年不仅深入群众,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欲组织左派力量反击,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对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
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当蒋介石专横地要求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即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登记时,陈延年和周恩来毅然决定,凡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不予理睬。这才使后来发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李济深集团屠杀军校共产党员时,和祖父一样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许多政治教官得以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