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凯元陶铸 陶铸女儿解密陶铸的最后岁月
陶铸女儿陶斯亮首本著作出版,追思父母
日前,陶铸与曾志的女儿陶斯亮推出新书《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陶铸曾立下了赫赫战功,却难逃“十年动乱”所带来的伤痛,女儿首次出书,有哪些尘封的往事为读者所不知晓?
1978年12月,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此文以泣血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共鸣,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高峰。
这封信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陶斯亮也因此闻名全国,成为最早进入中国老百姓视野的革命后代。35年过去了,陶铸与曾志这对著名革命伉俪的故事再次引发关注。他们的女儿陶斯亮接受专访,重拾情思,带读者走进陶铸一家的亲情世界。
追忆父母
陶铸1926年在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他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陶铸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中央监狱里,他领导难友进行绝食斗争。被营救出狱后,他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以后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
解放战争期间,陶铸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并受中央委托,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之后,他组织并领导了南下工作团。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先后担任过各种党的领导职务。
但40年火热而辉煌的革命生涯,突然在瞬间戛然而止。1967年1月4日以后,直到1969年11月30日去世,陶铸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对于他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来说,这究竟是何等痛苦和难耐的往事?
这本《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收录了陶斯亮近30年回忆父亲母亲的文章。在书中,作者回首往昔,以深情的笔调,叙述了她与父母坎坷的生活历程,特别是他们一家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际。这些文章曾经陆陆续续在很多媒体上发表过,但是从没有出版过。
陶斯亮表示:“虽然很多文章曾经在媒体上发表过,但是我没有出过书。这一次顾骧同志策划这个系列图书(指《我和我的父亲母亲》系列丛书),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就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一本书。写他们的文章不管好坏,我都把它收录进来了。所以,这本书里的文章水平可能会参差不齐,有些写得好,有些就写得不怎么样,请读者们谅解。”
毛泽东曾公开保护陶铸
本书中收录了曾志口述陶斯亮写作的一篇文章,首次披露在陶铸最后的岁月,毛主席曾公开保护过陶铸。
1965年1月,陶铸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文革”开始,陶铸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排在毛、林、周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政坛的“第四号人物”。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风云突变,“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陶斯亮说。
陶斯亮在书中披露:陶铸被打倒后,有一天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
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仅仅是开始。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被软禁在中南海。软禁期间,就连警卫员都可以对其动辄恶声呵斥,骂陶铸是混蛋、毒蛇。
陶斯亮还回忆了她母亲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母亲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父亲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母亲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被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父亲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步地走出来,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妻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有七对“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陶铸和曾志是其中之一。1932年冬,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之后由假变真。这对著名的革命伉俪跟广州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相伴长眠于白云山麓。
陶铸曾主政广东多年,当过中南局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志15岁参加革命,新国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陶斯亮出生于延安,喝延河水长大。但对她而言,“光荣的出身却也难逃十年动乱所带来的伤痕和苦痛”。
陶铸在1969年11月30日夜晚,即他到合肥43天后,“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合肥陆军医院去世,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就算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去世时都能有几个亲人守护在身边”。
1969年12月1日,曾志接到通知,说陶铸死了。尽管她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还是令她心如刀绞。在此之前,曾志已经牺牲了两位革命伴侣,忍痛割舍了三个儿子,如今,陶铸又离她而去。陶斯亮说,“我妈妈当时就问,我能不能去看陶铸最后一眼,回答是不允许。那时候就是那样,只讲阶级感情,不讲人情,不讲人性。”
1979年1月,曾志在广州白云山上埋下盛放过陶铸9年骨灰的盒子,并立下“松风石”,让蒙冤而逝的丈夫,能够魂归他一生钟爱的广东大地。1998年6月21日,曾志——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的革命者也在广州去世。
生前,她曾在一个旧牛皮纸信袋上写下“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
感动国人的“缅怀家书”
陶铸含冤去世,给女儿陶斯亮带来了巨大悲伤。她说,“每年父亲的祭日,我都会写一篇缅怀之文烧掉。”
她回忆父亲陶铸时说,“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是个再善良不过的老头儿。然而,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会怕他。也难怪,那卧蚕似的两道浓眉,那目光锋利的眼睛,那两大丛络腮胡子,以及深深的两道鼻唇沟,是够吓人的!跟他在一起,常常会有一种被火炙烤的浑身冒汗的感觉。虽然在十二生肖中他属‘猴’,恐怕还是用五行中的‘火’来定位他的属性更为合适。”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她写了很多信寄给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但都石沉大海。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上,陈云首先打破沉默,提出要为一些老同志平反,其中专门提到陶铸。
获知这一情况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陶斯亮,利用值夜班的空闲时间,在301医院用病历纸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将积压了9年的悲愤和感情诉诸笔端,一下子写了1万多字。写好后,陶斯亮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柯岩,让她帮助修改。
在没有做任何删节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分两次连载了该文,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人们刚刚经过了一个寒冬,内心还结着冰,而且报纸上都是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很浓的文章,现在突然有一个很温暖的、让人内心融化、催人泪下而又促人反思的东西,所造成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后来,《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被列入高中二年级的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最让陶斯亮感到意外的是,12月11日,也就是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她和母亲就有了父亲的下落:安徽省委的同志看到文章后,马上发来电报,告知陶铸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合肥殡仪馆。12日,中央派专机送陶斯亮母女去合肥接陶铸的骨灰。
对话陶斯亮:父母间生死相依的革命感情
广州日报:您曾说过,小时候觉得妈妈太严厉了,在心里,其实您跟爸爸更亲一些。作为一个父亲,他对您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呢?
陶斯亮:父亲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是人生观上的。而我的性格,我的启蒙教育是我的杨叔叔给我的。
广州日报:您提到的杨叔叔,就是您家里的勤务员杨顺清吗?
陶斯亮:杨顺清是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长辈。他带着我穿越战火纷飞的战场,从延安一直把我送到吉林我父亲的所在地,在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年之久。
其实我父母离开我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我母亲已经把我“托孤”了,她对杨叔叔说:“我们要是不回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了。”其实杨叔叔只要把我带回他的家乡贵州,都算完成我妈的嘱咐。但是他觉得一定要亲自送到他们的手里,才是完成任务。我觉得如果没有杨叔叔,我已经死了好几回了,也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出书是必须要把杨叔叔这一篇文章放进去的。
广州日报:您母亲曾志有着传奇的一生,可以说说您的母亲吗?
陶斯亮:我母亲去世之后,虽然她要求“不要给她献花圈”,但我还是送了个小小的花圈。我想了很久,怎么样才能概括我母亲?最后我用了这样的一段话:“你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你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我为我妈妈写的墓志铭,被很多墓志铭收集者收集,同时,这也是我对我母亲的评价。
广州日报:您的父母亲既是革命战友,又是终身伴侣,您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这种情谊?
陶斯亮:我现在回忆,觉得父母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年轻的时候,他们是革命者,不屑于卿卿我我、儿女情长。他们彼此称呼都很直截了当——陶铸、曾志,就是这么叫。我妈妈觉得她一生最说不出来的话,就是“我爱你”。她觉得革命才是最终目标,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都不是他们该在乎的。
他们两个人个性都很强,从我记事起,就只记得他们俩老吵架。我也有我的招,他们一吵架我就哭,我一哭他们就不吵了。所以我一直有疑惑,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不像别人家的夫妻,不说举案齐眉,至少也老在一起吧。
但是现在回想,我觉得他们感情非常深,特别是我父亲被软禁在中南海后,我母亲的表现。那时候,很多人都为了政治原因离婚,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母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明她不能跟他离婚。我母亲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相信我父亲,跟我父亲生死相依。这种感情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