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与族谱 潘光旦与雷海宗的最后一面
1962年9月7日,因潘乃谷要到天津大学联系进修事宜,于是,社会学家潘光旦决定与女儿同行,实现他久思到南开大学看望老友雷海宗(字伯伦)夫妇的愿望。
潘、雷二人同为清华学校1922级毕业生,又同赴美国留学。雷海宗与张景茀在上海结婚时,潘作证婚人。1950年7月6日,潘光旦赠诗五首,祝贺雷氏夫妇结婚二十周年。诗中记述了婚礼场景、通家之好,也赞赏了雷海宗的人品与学品:“研席讲帷三十年,通家人各羡神仙”,“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雷两家来往密切,潘先生平时也常“至伯伦寓小坐”。1947年1月29日,他将自己获赠的“烟斗转赠伯伦,并附致烟丝两盒”。他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伯伦半年来亦渐有烟癖,自谓出余诱引,非此殊不足以谢过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们离开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潘光旦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雷海宗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7年因言获罪,两人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末,潘光旦摘去右派帽子,雷海宗则迟了近两年。1961年11月1日,摘帽不久的雷海宗,即让夫人进京看望潘光旦,此时潘夫人赵瑞云去世已三年,雷夫人“携来花篮一只,糖果鱼蔬各一品,焚香设祭”。雷夫人落泪,潘先生“亦泫然”。
1962年8月,借女儿潘乃穟出差之便,潘光旦嘱其看望雷氏夫妇,方知他已重病缠身。9月7日,由乃谷夫妇陪同,潘光旦开启赴津之旅:“七时半入城,搭九时三十五分快车首途去津。至黄村,车头发生故障,停一小时又一刻钟,计从黄村续程之时间即应为到达天津之时间。
十二时三刻到津,即购归程票,只夜八时二十分之京津间慢车可坐;在站边小食馆午食”,下午二时半,“搭八路汽车至八里台南开大学”,“三时达海宗、景茀寓,叙五六年来契阔至六时半”。
多年不见,老友间有太多的心里话要诉说。其间雷夫人“特为作蛋糕、作点心,濒行又进肉汤挂面,均极细致可口……别出径回车站,在‘敬老席’略坐候,七时半登车,开车及抵京时间均准;唤出租车到家,适为十一时半”。
一天的行程达16小时,真是辛苦潘先生了。他十几岁时因意外受伤致腿残,平时拄双拐而行,如无家人陪同,来津之愿实难完成。他在日记中写道:“海宗近年来健康殊不佳,颇见老,又不良于行,走梯阶尤不易,笑称如我不去,渠须唤汽车自寓直放我京寓;盖上火车须渡天桥也。”从中可见雷先生的乐观和对与老友相见的期盼。
回京后,潘光旦仍挂念雷海宗。12月22日,北大传来“海宗病危”的消息。29日,潘光旦在出席民盟全会期间,见到南开大学的李何林先生,立即询问雷海宗“最近病状”,被告知:“自津来京之前一日告逝”,具体日期“一时不及肯定”。直至31日,潘光旦才从女儿信中得知,“海宗果于本月廿五日作古,不图九月七日之晤别竟成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