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的父亲 聂元梓: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问世
40多年来,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张大字报或褒或贬,正说反说,都是别人在说这件事,从未听到当事人披露详情。最近看到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第一次听到当事人自己的述说,书中详细记录了在1966年五月、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北大的这一重大事件,以及这张大字报如何被毛泽东赏识,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经过。
经历那场风雨的本人特把这张改变中国命运、更改变作者一生命运的大字报的问世,抄录如下。
几天过后,我正在家里休息,准备病好了就到怀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学校党委五月十九日晚传达文件,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文件内容。
《通知》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彭真。当时,彭真在党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数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于邓小平之后,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及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以至在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彭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按照我对《通知》精神的理解,不仅在北京市,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已经混进党和政府、军队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党当时正处于多么危险的状态,党内的敌人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我是既震惊,又激动。我参加革命近三十年了,虽然说,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接受过党内斗争的洗礼,但是,当年在延安,一来是我始终处于运动的边缘,二来年龄又小,对那一场斗争没有接受深刻的教训。
对于党内斗争,我是谈不上什么经验的。投身革命以后,我经受过长期战火硝烟的生死考验,但在党内,我一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党内会出这样的的事情!
中央文件要求揪出混进党和政府、军队以及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出版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和发动每一个党员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年纪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坚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多么危险,都毫不支援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战斗号令,我同样要积极响应,积极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地打的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
我想,中央文件这次号召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吗?矛头不也是对准走资派吗?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
何况,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打击给陆平提意见的同志。
这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作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
我以为,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五一六通知”,就是号召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到北大工作以来,一直是非常注意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因此,听到这次中央会议的有关文件,我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翻来覆去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
我想,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中央走,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彭真的垮台让我看到了希望: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
我那时候就想,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得了。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这是符合当前的文件精神的嘛。
我当时对于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能搞清楚——说实在的,不要说我,全党全国,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也没有对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理工正主义”下几条定义。
我就是凭着感觉,以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以及照陆平这样发展下去要会变修,变成走资派,全党全国就会变色。现在,中央下了决心,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并且这次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当然要积极响应了。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后来还有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自从国际饭店会议以后,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闹得元气大伤,一些人要调走,我都是不加阻拦,给他们开绿灯。何止他们,我自己都想调走,想让安子文给我换一个单位。杨克明动作快,这时已经调动到中国科学院去了,不过还住在北大的22楼。
我找了赵正义和杨克明商量,本来是要找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也表示赞成。
因为在这以前,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能让校内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给党中央毛主度刘主度写信还要管用。
我们要写大学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我给张因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里是西颐宾馆的客房,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曾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西颐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这是一个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兹在场。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
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
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
又说了些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的话。我们是从组织原则上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作问题的,全体内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后,我们几个人共同讨论的。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经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在字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
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剑豸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一起讨论,宋一秀改第二稿。
这已经是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一早,我上班时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就行了。
”杨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五月二十五日一早,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前半部分可以,后面加了一段话,加了三个口号,就这样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住在24楼同一座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在大字报上的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
抄完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别人代签的,是宋一秀还是高云鹏代的,我记不清了。这是吃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午休以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正好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或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七人大字报全文如下: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
”“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
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
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因为我们当时以为她是“五一六通知”里宣布重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请示大字报能不能写,能不能在校园里贴,没有讲具体内容。
写什么样,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着写的,而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受到康生、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这张大字报的。
只要尊重历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可以断定,我们的大字报所遵循的,完全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对于中央文件的一次“活学活用”:《通知》批判彭真阻碍对于吴晗和“三家村”的清算;我们的大字报批判的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北大校内阻碍对于“三家村”的真正揭露和批判。
《通知》列举了彭真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种种言论,指责彭真混淆了文化革命的性质,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规模,我们的大字报批判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有关指示,同样是指责他们把文化革命运动引导到他们指定的轨道上去。
我们的大字报,完全是在毛泽东所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结合了北大的实际,对陆平、彭佩云和他们的上级宋硕关于如何领导运动、控制局面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当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基层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下怀,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给陆平、彭佩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这张大字报的方向问题,不能完全由我们几个人来承担,它是遵照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写出来的。
这张大字报,也不是针对彭真的。尽管说,彭真对于北大的社教运动做过指示使我们受到压制和批判,但是,我们对彭真并没有个人恩怨。“五一六通知”对于彭真问题的阐述,触目惊心,但我们领会到,中央文件是要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继续清算彭真。
彭真已经是“死老虎”了。要向彭真和北京市委发难,我们何必要从宋硕入手?宋硕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并不是市委的要害人物,更不是攻击彭真的关键所在。
我们完全是就事论事,就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态势而牵涉到宋硕的有关言论。至于陆平,他是这张大字报的锋芒所向,我认为,他对文化革命的压制和他对社教运动的压制必有联系;要想把他的问题揭示出来,当然是从当下的学校情况入手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五一六通知”这样的中央文件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所以,就很有“理直气壮”之感了。
其实,大字报问世不久,就产生了种种流言和对我的非难。后来大字报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有人就指责我发起写这张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投机”。这是无稽之谈。我提议写它的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谁能料想得到,它会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得到毛主席那么高的评价,会把它提拔到那样的政治高度,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前面所讲的,关于我对陆平的看法,和我在社教运动中的经历,使得我当时要批陆平等人,是合乎逻辑的,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说,这件事造成严重后果,对此我非常痛悔,但是,它与“投机”无关。我是当时极左思潮的驱使下,自以为是保卫党不变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色,是绝对真诚的。
还应补充的是,为什么要赶在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把大字报贴出去,这是因为,当天下午学校党委原定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三家村”,我们觉得,这是他们为掩盖前一阶段的“假批判,真包庇”,试图掩人耳目,以争取化被动为主动,因此,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以实现,我们就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及时揭露。这是当时的想法,并且付诸实施了,其中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六月一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红色电波传喜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当然,对此事重新评价和思考,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摘自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聂元梓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