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今何在东叔专访聂元梓: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为何毛泽东捧后又摔在地

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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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聂元梓最近又赶着写了几份材料,寄了出去.这些材料散落在她的书桌上,表达出她20多年来一贯的坚持."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因全

聂元梓最近又赶着写了几份材料,寄了出去。这些材料散落在她的书桌上,表达出她20多年来一贯的坚持。

“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五大领袖”之首、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声大噪的聂元梓是“文革”史中难以跳跃过的角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1968年她就在“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1983年,聂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正式判刑17年,并于1986年10月16日获得假释。

在监狱中,聂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认为自己无罪。18年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让她彻骨难忘“经历过这样多风雨的人,再坚强也都会有自杀的念头。”但她活了下来。

假释后,依据国一办司字133号文件精神和北京市劳改局的通知规定,她不断表示希望回到原单位北京大学,但一直没有获得回音。至于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诉求,更如石沉大海。

刚出狱的时候,聂元梓生活困苦,“到处流浪,住在学生、亲戚家,所有关系都住过了。都是社会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我钱,才活下来。”这之后,她曾有过一段从商的经历,但并未因此致富。

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给她每个月600元钱的救济款(现在涨到2600元),次年,她又获得了医保。2006年4月,她住进北京市民政局免费借助的楼房内。

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个老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自称曾在太原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油印情报刊物。这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30年后,在全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任职的她,开始投入另一场革命的洪流,声望和权势扶摇直上,但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跌入深渊。

20世纪70年代,她在接受劳动改造时受伤,导致腰椎骨错位,影响到腿部神经,现在走长一点的路,就要坐轮椅。晚年,她还患有心脏病。但整体而言,近90岁的她的身体还算不错。“最近我因为不活动,吃得太少,没有提高饮食质量,血压太低了,经常头晕,现在我是尽量多吃饭,也吃些提高血压的中药。”她说。

她的神志还保持罕见的清醒,记忆力也惊人的好。每提及一段往事,她都能巨细弗遗描述相关细节。2005年,她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为我们理解“文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网上,也有人批评她缺少忏悔的精神。

如同她的回忆录,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她更多表达的仍是辩解。人到暮年,她仍是一个具有操控话题能力的人,有时记者试图从她所描述的事件中跳开,她会再度返回,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将其讲完。

自2007年底,南方都市报对聂元梓先后进行了三次专访,前后对话约9个小时。我们刊发这篇访谈,并不意味着认同她的观点。

很小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

南都:你很小就参加革命,那时对革命会有很深的理解么?

聂元梓:我家是个大地主,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家产无私地贡献给了共产党。有许多同志在我家里吃住、治病都是他负责任。(滑县)地下党的县委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我家里有两个烈士,我的侄子和嫂子。还有六个人蹲了敌人的监狱。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等等。唯物论、辩证法那时候我不理解,看我大哥(聂真,解放前曾任滑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部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向其他的哥哥姐姐讲这些书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我以为他们在说鬼故事呢。我要再长大一点才知道它是什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保护党的利益,放学回家一看见查户口,就赶紧跑回家里叫我哥哥姐姐藏书。

南都:你自传里说16岁给毛泽东等人做情报,还记得当时所做情报的内容么?

聂元梓:那个时候北方情报局把我从“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学兵队12连调出来,我二姐聂元素和刘贯一假扮夫妻,和我作为一个家庭存在,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来。他们两个出去跑情报,我在家里看家,他们跑来的情报我用蜡纸去复印,只复印一份,然后交给北方局,他们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

所做情报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的领导是王世英,他教育我:不知道的事情不该问就不要问,不应该说的事死也不应该说。光记得有画一些情报的图,其他的内容没有刻意记,因为是机密,不让我讲。

南都:解放后,有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聂元梓:我在太原失守后,就没有做情报了。本来调我到开封去做,但到了开封以后,我看到学生轰轰烈烈要抗战的情绪特别高,我也想投入到那个热流里面去,就到了前方。后来就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在日本签了投降书还没有交接的时候,我们穿过敌占区占领东北,跟国民党抢地盘去了。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我已经从东北调到北大。

我认为大字报符合五一六精神

南都:你的成长经历,会不会影响你后来对国家发展的意识?

聂元梓:我的这个性格,就是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品质,是从小养成的。所以看到不符合党的利益的事情就容易提意见,这影响到我工作上的态度及后来写大字报。

我自己感觉我是漏网的右派,1957年抓右派的时候我正好在人民大学进修哲学。在职干部进修哲学,不参加人民大学的组织生活,不参加他们的会议,原工作单位我也不参加,所以没有机会“放炮”,就漏网了。我写大字报,也是感觉根据党的利益……

南都: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时,有中央高层的授意么?

聂元梓:没有。大字报写好后,我有给曹轶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夫人)看,她说符合五一六精神。

南都:你那时是发自内心认为,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对的?

聂元梓:那当然啦。我和陆平的感情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他对我很好,我对他也非常好,非常感谢他,他接收我到北大工作,给我安排工作,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啊。

南都:你们写的大字报,对陆平有很猛烈的批判,你怎么解释?

聂元梓:那时的大字报不是光针对陆平,那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和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而写的。

开始批评陆平的时候,我并不是给他开批斗会,只是叫他去听一听哲学系存在什么问题,他就头上出汗、手发抖。我看见后心里很不舒服,但又觉得这些问题他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

之前因为学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划右派没那么狠心,比较实事求是一点,右派划得少,所以中央认为江隆基这个人不行,太右了,才把陆平调来。陆平调来以后那就搞得很火啦,这个人很左,而且搞个人唯心主义,搞小集团,他捕获了好多右派。北大反右派时抓了六七百名右派。除了这些,在业务里面还有“红专”的问题,一搞得好就说你是“白专”、就是反党等等,整人。我认为,这种状况,不符合革命的党的利益。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大和北大两校合组了一个人民公社调查组,进行公社调查,发现跟外面说的情况不一样,存在老百姓吃不上饭等很多问题。调查组回来汇报的时候,两校的党委也有人参加,包括陆平。他们边汇报边议论,陆平的议论比别人的调子还要高,批评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但后来北京市委发现调查组揭露人民公社的问题,就说他们是反革命。而陆平马上就翻脸了,反过来拍桌子叫调查组的人检讨。

南都:开会的时候你都在现场吗?

聂元梓:我不在,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

北大党委原来认为我右倾

南都:那你为什么要写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们7个人写的。我们7人都是根据在北大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群众的积怨,来写大字报。

南都:那张大字报事实上是杨克明执笔的。为什么你的名字排在前面?

聂元梓:我是总支书记,这个大字报我得审阅。我审阅了以后,觉得杨克明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陆平想把运动拉到纯学术批判的路上去。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可不是这样,因此我就又加了一小段,和三个口号,这一小段和三个口号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的,这样这个大字报的内容才完整,才完全符合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毛泽东不是要揪赫鲁晓夫吗?我加的部分内容是:“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南都:写大字报的时候,你觉得校党委那边真的是腐败?

聂元梓:反正他们说我右,我在“文革”期间的真实情况一般人是不知晓的,就抓住“造反”这一条把我这个人全部搞掉了。

我调到北大的时候先是在经济系,我对知识分子、对教授是十分尊重的,对于有些右派,我觉得不应该划,我对那些人也是一视同仁,有的划为右派后没有工作,我重新给他安排工作。我是系副主任,但同时是总支书,在北大学校里面是党掌握权,系里再高权威的人也得听我总支书记说了算。在北大经济系的时候,北大党委也认为我这个人是右倾的,只是后来抓右派的时间错过了。

南都:你后来在大字报加了那几句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聂元梓:这是根据群众的积怨。我从经济系调到哲学系,哲学系正是矛盾集中的乱摊子,按那时候规定的条件不应该划右派的,还是被划右派了,对总支书记不好的就划成右派。搞这种小集团,矛盾很尖锐。我去的时候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是对总支有意见的,一派是拥护总支书记的。我觉得,陆平对总支特别的好,有特殊的关系。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我是一视同仁,过去你们有矛盾,我来之后,安排的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看哪个该提级我就提,该涨涨工资但没有涨我就涨。

南都:你怎么能避开当时的两派斗争,在那种氛围下可能避开吗?

聂元梓:可以避开。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来以后做工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指示错了,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不牵扯到别的。

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

南都:那为什么写大字报批判陆平等北大校领导?

聂元梓:原来是有两派。受压制的那一派,就觉得我是陆平派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来了一个副部长张磐石,到学校调查情况,说是为了改进学校的工作。我看到不正确的现象就容易反映。我向他提了意见。

原来我跟陆平的关系非常好。这次我对他有三个意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对学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不够。举个例子,当时北大中文系学了《红楼梦》后,男孩子就学贾宝玉,女孩子就学林黛玉,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教育思想工作做得不好。这一点我是错的。本来我发现问题了,是想跟陆平直接来谈,后来中宣部派来副部长张磐石,我想既然是党派来的,那就说一下吧,没有想过要整人。

南都:你不想整人?

聂元梓:没有认为非要整人,工作上谁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张磐石写了一个简报,在部长会议上把他了解的北大情况就讲了,当中也有引用我的话。后来报给中央,上面批示在北大要做社教运动的试点。搞这个试点,就自然把陆平放在了走资派的位置,工作队和校党委开会就批斗了陆平。

南都:当时你是什么态度?

聂元梓: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内部开会。

南都:你们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有想过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吗?

聂元梓:不知道会有这么大反响。我们想的就是改进自己工作,一看五一六通知,又是整走资派,但北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就主张再给中央写个报告。1965年冬天,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但是没有收到回馈,什么指示也没有。1966年的时候,我想再写报告,但杨克明说写大字报吧。我想也行,就改成写大字报了。

南都:据你说,你之前给中央写的报告,是说不要再搞批斗整人了。但这张大字报却立场相反,批斗了校党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聂元梓:当时觉得批斗坏人是可以的,批走资派,抓牛鬼蛇神。我的立场一直都是站在普通教职员工这一边,大字报针对的对象不是他们了。

南都:大字报有杀气腾腾的感觉。

聂元梓: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就够强烈的,我们也不知道党到底危急到什么程度,各省市自治区,各界都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听了五一六通知以后非常震惊,所以我一定要起来保卫党,我要动员大家起来战斗。如果不是五一六通知宣告危急到这种程度,那我们也不会有这种感情,这么激动地来保卫党。

大字报被表扬后既高兴又不理解

南都:你们的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周围还有别的大字报吗?

聂元梓:当时没有,贴了之后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就在后面跟着贴上。特别是党委开会要反攻这张大字报,后面贴的人就更多了。

南都:那时候对中央修正主义的头面人物是谁有猜测吗?

聂元梓:没有,没有想到那儿。

南都:大字报被毛泽东表扬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

聂元梓: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不理解:他怎提这么高———“马列主义大字报”“巴黎公社宣扬书”等等。我们瞎高兴,《人民日报》第二天出了评论,说北大陆平黑帮,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中央“文革”觉得我搞得太温了

南都:你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聂元梓:在“文革”中间就觉得不能跟(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不满意,觉得我搞得太温了、太右了,1967年6月5号到北大讲话,就说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

南都:那时候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抓起来?

聂元梓: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到会被抓起来。我当时就不想干了。我这个人到现在还是如此,做错的我一定改正,做对的我一定坚持,我站得正就不怕别人怎么来管我。

南都:你觉得自己在“文革”中什么事情做得对?

聂元梓:工作组来北大,罢了校党委的官,让学生批斗。有的教授就开始被戴高帽、挂牌子、罚站、“坐飞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时我不敢讲。那时候校园大饭厅的旁边有一片草地,叫陆平去拔草,外面的人来北大,主要是想看大字报、看陆平、看聂元梓,他们看到陆平在拔草,有些人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鼻涕。这太不好了,我就跟工作组讲不要让他在这儿拔草。我是不同意那样去批斗陆平。这种过左的极端的事情从“文革”一开始我就是抵制反对的。以后陆平就没再出来了。成立了校革委会以后,学生要求批斗一次陆平,校革委会讨论后,同意群众的意见。但是,要和前面工作组批斗的状况有区别,我提出“五不”:一不戴高帽,二不挂牌子,三不罚站,四不坐飞机,五不能不允许批判的人讲话申辩。我提出来之后,没有争论,大家都同意,请示了王任重,他也同意。

这时候我就想,既然你们都要学习北大,那我们就树立一个批判的典型做法。江青跟我讲过,批判陆平要上报,我心里想太好了,陆平在批斗会上坐下的照片就可以公布到报纸上了。结果会开完以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们这个会开得不好,太温了,也不见报了,结果这个影响就扩散不出去。如果按我说的这种批斗方式,后面也不会发生残酷的伤亡事件,不会搞得那么乱。

南都:你一直都反对暴力批判吗?从没有支持过?

聂元梓:一直都反对。就拿毛泽东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时来说,他就批评我:你拥军是对的,你们派人到三十八军这事做得好,但反谢(谢富治)是错的。这都是原话。你说我反谢有错么?

南都:谢富治后来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聂元梓:我反对武斗,还有一个大事情。1968年3月25日,7个高等学校的几万人来到北大,要武斗。我那时候正在市革会挨批斗,批我反谢富治,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后来接到电话说,北大几万人要搞武斗,其他学校的人来我所在的北大武斗,我说话算不了数,我赶紧叫上谢富治一起去制止,想尽办法把他弄到北大,直接把他拉到广播台。我说,我把谢副总理请来了,请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就说:外校的都回自己学校去,北大的师生都在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革委领导下闹革命!就这两句话。呼啦!大家都散了。后来预审我的时候,预审员都惊呆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真实的情况。

我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保

南都:你个人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最大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上这个当,不应该根据五一六通知(写大字报)。

南都:就你个人而言,所犯的具体错误是什么?

聂元梓:我个人的错误是,北大我一个人也没有保。但是我也没有指示学生去批斗某一个人,去搞某一个人。工作组原来关押的人,是校“文革”接收的,我派了三个副主任去负责管理,我只是让他们原则性地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做违背政策的事。但是他们集体干了什么,我没有过问,没有亲自到关押被批斗的这些人的地方去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