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老中医 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霍松林 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涵盖古今,规模宏大。其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使这部著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并有可能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王瑶等学者所强调的,一种是董乃斌等学者所强调的。王瑶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他从著述方式和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描述了现代学者的成就。

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至现代,我们才有了第一本戏曲史专著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第一本小说史专著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就著述方式而言,“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及范围都十分复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吸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

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引自陈平原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所写的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与王瑶先生的视角有所不同,董乃斌先生则较多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趋势是“西方纯文学观影响日大,文学的范围日益集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这种文学观对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面貌有很明显的影响。

但现已发现,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

如讲秦汉文学,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代文学,不但应重视赋,而且不可舍弃诏策论判诸体;讲明清文学,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第九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

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同上,第267页)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无论是将其定性为“现代化”,还是指述为“削足适履”,所显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编年史在最近几年势头颇为强劲。如曹道衡、刘跃进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

而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于一编之中,则代表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

编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这个角度考察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就会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学术地位也会有更准确的界定。 这里试以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为例,对《中国文学编年史》在这方面的长处略加分析。

从正月到十二月,共列纲十五条;另有十条,虽在本年而月份不明。合计二十五条,依次是:道士邵元节被命为真人;赵时春年十八,为今年会元;龚用卿等进士及第;同榜进士有陆绑、吕希周、石文睿、江以达、闻人铨、田汝成、樊鹏、袁褒、范言、王慎中等;王畿、钱德洪不与廷试而归;许谷应进士试不第,卒业南雍;张治道作《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驿观进贡狮子歌》;崔铣作《与何太常粹天书》,尊朱抑陆,与阳明宗旨不合;世宗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王缶、贾咏人见,各作一诗相勖;《恭穆献皇帝实录》奉世宗命纂成;王世贞生;刘玉作《志怪》诗;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祝允明卒;朱应登卒;张邦奇为倪复《钟律通考》作序;毛风韶《浦江志略》成书;李濂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韩文卒;苏州知府胡缵宗刊行张凤翔诗集;戴钦卒;郑作别李梦阳南归,殁于舟中;王讴卒;张璁转兵部右侍郎;潘府卒。

嘉靖五年是文学史上较为平淡的一年,而编年史写进了近40位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叙述了20余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实;除李梦阳、祝允明、王慎中、王世贞、王阳明、王畿、钱德洪外,大都是通行文学史教材不予论述甚至根本不提及的。

在一种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指导下,在编年史这样一种体例中,这些人物和这些事实都获得了存在空间;而正是因为叙述了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嘉靖五年的文学世界才是立体的、富于生气的。

比如,我们从世宗对诗的浓厚兴趣,看出了这位帝王对诗坛的影响;而郑祚与李梦阳的离别,则昭示出前七子淡出诗坛的情形。

尤其是董法从王守仁越中守岁一事,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董沄(1458—1534)仅有《存吾稿》一卷传世,就著述数量而言,并非重要人物。

但他的人生历程颇能显示那个时代的丰富色调。他早年迷恋于写诗,废寝忘食,以为“天下之至乐在是”;68岁时,闻阳明之学,欣然从游,从此视诗如敝屣;几年后,又究心佛典,以“空有”为心灵归宿。将董沄与王阳明的交往写进编年史,对于读者了解当时的人文生态,大有裨益。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