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个阿忆老师

      在北大白混了四年,每有人向这个“金字招牌”投来45度角仰望的眼光,我都忍不住想跟他说出“别迷信哥,哥只是个传说”这样的话。    光荣属于老北大。

现在的北大,早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好在这里还是有很好,很好的老师的。许多年以后,我想我还是怀念和众人一起在课堂上凝神屏息,随着台上的老师神游古今中外的时光。

这些老师中,有关心公共生活,指点江山让人热血沸腾的;有学问极深、调子极低,但让人真心佩服的;也有循循善诱,亲切如邻家大妈的。    但没有一个人像阿忆这样,会让我坦然地、发自内心地说“喜欢”的。

因为不觉得有隔膜,有距离。他和学生的“平等”,不是长辈对晚辈做出的“平等”的姿态,而是真的平等,是他真觉得自己才二十七八;他对学生的爱,是他打心眼里爱孩子。

    他能侃、巨能侃,好多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你就是觉得解气、过瘾;也有许多话惹了祸,但这小半出于他并无大害的“小小虚荣心”,八卦的本质;大半因为他只是扮演了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小孩,说了大人们都心知肚明但不敢说、不愿说的话。

   他写过两篇让人拍案叫绝的剖析自己的文章:《我为什么没做记者》、《我为什么没做律师》。

从中他的个性纤毫俱现。好在他找到了“老师”这么个职业,不说最适合,起码要比前两个职业让他快乐的多。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幸运,更是北大的幸运!     所以今天看到这篇他的学生、我的师妹对他的素描,真是如获至宝——里面的那么多细节是如此真实,勾起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

    好多次跟外校的人说起阿忆,他们都一脸茫然,让自以为他名扬天下的我好不失望。

所以今天必须要隆重推荐这篇文章,迫不及待地宣告世人:     北大有个阿忆老师!     北大要为有阿忆骄傲,绝对的!

                           阿忆:尖锐又孩子气的北大人                                                     文/ 全俙西 赵旸     中学时,阿忆第一次来北大参观,觉得北大像个大机关,不像学校,未名湖太小。

几年后,阿忆来北大中文系念本科,对北大更失望了,“那是人生中最彷徨最悲观的4年”。

又过了几年,阿忆回北大法学院念研究生,觉得课程设置与本科没什么区别,老师上课不大讲究。阿忆为凤凰卫视制作《北大缤纷一百年》,对老北大的消逝感到深深的遗憾。

到现在,阿忆成了北大的老师,他说,就目前的状况看,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顶多是中国内地一流。 阿忆不讨厌北大,只是他有话就会说出来,特别是对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人说他“嫉恶如仇”。这样不客气的指摘,只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罢了。

他说最感激北大两件事,一是它给了自己一生的荣耀,二是它给了自己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 阿忆在北大的本科生活,和其他学生大抵一样。 他曾经意气风发过: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起他,记得当时阿忆“特活跃,很多活动都是他发起的”。

用孔庆东的话说,阿忆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沟通班里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贫穷与富有、男生与女生、大龄与幼龄的“五通大仙”。他曾经兄弟义气过,把室友们丢掉的鱼头吃光,和老沈一起计划着骑车去新疆,因为作业联合署名问题将四川状元徐永爆打了一顿。

他也曾经黯然神伤过:错过了最美好的几段爱情,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想转法学院而未得,他对北大的教学太失望了,几乎没有听过几节课。

他对未来充满疑虑,常常迷茫而痛苦。 工作后,阿忆因为留校的前女友一再督促,又回北大读了法律硕士,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律师。阿忆嫉恶如仇,在路上遇见逆行超车、收费站乱收费之类的事情,都要上去跟人理论,所以一度觉得律师是个适合自己的职业。

但是介入中国内地这套“缺乏公正和专业理想”的司法系统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在博客上写到,在中国内地,靠做律师维护正义,还不如去搞暗杀。 同理,阿忆也放弃了做记者。

他说自己太容不得黑暗,所以面对不公平,很难保持冷静和客观,很担心“老百姓还没被气死,我先被气死了”。更何况,中国内地的新闻,常常只是宣传的代名词,对许多事情只能保持缄默,“明知老百姓被整得半死却被明令不准替他们说话,那还不如不做这差使”。

最终,阿忆回到校园,开始了一个新的角色——老师。回到北大的阿忆依然保持着外露的正义感,他披露高校教师工资低,批评校产管理体系和高校人事制度存在严重弊端、讽刺北大游泳馆缺乏诚信原则、质疑北大真正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他没有因为回到了北大就收敛一点,依然“嚣张”地指摘各种不当之处。

有人说,北大对学生的各种服务,做得还是不错的。阿忆马上跳出来反驳:“那是你习惯了受虐。

”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不过,阿忆不发无根据的议论,也不发只为自己的议论。学生说他是个心里憋不住话的人。校外同事说他把爱和恨分得很清楚。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说,阿忆是个个性鲜明的人,有时候像个孩子,老惹事,就是憋不住要说。

阿忆的解释是:像我这样太爱北大的人,在理想中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现实的北大离那个目标太远了,所以我恨,是恨钢不成不锈钢。 他“圆滑但不世故”,他用心中的理想衡量眼前的现实,清醒地认识现实,不满,但不痛苦,并享受生活。

阿忆痛恨老师不敬业,极不赞赏内地高教思路,他这样概括自己和绝大多数内地教师的不同:“他们管得松,俺管得严,他们只点到为止,俺必须自己说出来,他们看论文只看主旨,俺连标点符号都看,他们重研究项目,俺重课堂教学,他们重学术交流会议,俺重制作和传播实践。

” 阿忆没吹牛,三个小时的课件,平均每两页就有一个阿忆从无数电视节目中挑选出的视频,他说这样教学同学们好理解。

他觉得教科书太陈旧,太空洞,一跺脚,自己写讲义。写的时候,他又觉得光把理论放进去,太说教了,就加上一些自己的感性表达,好让同学们懂。实在复杂的问题,他就干脆自己做图表,“直观一些学生们好懂”。

他讲什么叫做电视专访节目,讲如何计算收视率,讲美国CBS的优秀节目是怎么运作的,讲内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标准有多么可笑……他什么都讲,让学生们觉得受益匪浅。有时候,他也讲讲撒贝宁的前女友,甚至问同学们为什么宋朝大臣的帽子两边有两个长翅。

过了很久,低年级学生还能从师兄师姐或者助教口中,听到诸如“当年阿忆介绍过这个理论”之类的话。 有时候上课,阿忆故意捂住嘴巴或者努努嘴,他是在用身体语言提醒那些上课冲老师打呵欠的“顽固分子”。

他较真儿,上课时从来不准自己和同学用手机,更不准他的学生冲着任何老师打呵欠,说是“要帮同学们从小根除不礼貌的坏习惯”。但有时上课,时间在饭点,他就让学生们买了饭,边吃边听,他会乐呵呵地看着你。

他说,我一把年纪,饿着没什么,不能饿着祖国的花朵。阿忆还跟论文较真儿,他改格式,改病句,改标点,什么都改,他看到“我们不难看出”,一定要问“我们”是指谁,到底是“我”还是“我们”。

阿忆修改论文的细致程度,经常让大家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老师认真。学生们的论文,总是被改成“大红脸”,经常要重写三四次。 阿忆还这样说自己与其他老师的不同:“俺就没认为自己是老师,还没有完全接受俺已经45岁的现实,俺一直误以为自己是二十七八的样子。

” 阿忆用“俺喜欢孩子”来描述自己当老师的原因。他叫女生“亲爱的”,男生要不叫“卞卞”,要不叫“琦琦”,看到包蓓蓓的名字有意思,干脆叫她“BBB”。

他有时会向学生们透露一点演艺圈内幕,问他为什么跟学生八卦,阿忆辩称:“一起吃饭时怕他们局促,为此被迫以八卦打破沉闷,没想到,沉闷没完全打破,八卦却说了不少。没想到,为了听更多的八卦,他们假装沉闷,于是俺想奋力打破沉闷,便说了更多的八卦。

” 他和自己的研究生开玩笑,乱点一通鸳鸯谱,觉得两个失恋的学生如果就近结合,“挺配的挺配的”! 他常常下课了就请活跃分子去西门鸡翅海吃,还被学生们嘲笑不会点菜,永远只知道吃几个土不啦叽的“古代菜”。

他一有机会就向业内举荐自己的学生,把好的策划作业在自己的博客中置顶,让同行看,还把自己的节目策划会搬到北大来开,带同学们一起参加。他的研究生吕帆说:“他每次见了传媒界的人,一定要介绍我一通,介绍的那几句,我都听腻了,什么‘北大主持人大赛头牌冠军’,‘北大主持人大赛可比央视的牛多了’。

我私下里跟他说,叫他下次别说了,他乐呵呵一笑,下次见到别人,照样使劲夸。

” “吐漾,吐腥剖,吐拿衣服(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ive)”,阿忆用“幼稚”形容自己的性格,以他一贯的口吻,暗暗藏着一丝自嘲。 在北大,他依然鲜明而另类,他还在继续适应着老师的角色,还试着申报了两个研究课题,“只是,有些要填的表格内容,实在太荒唐了”。

  个人简介—— 阿忆,1964年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兼北京久和成传媒机构总策划,曾创办《鲁豫有约》、《夫妻剧场》《非常接触》、《翻阅日历》、《夫妻天下》、《英达故事汇》等节目。

最讨厌开着手机上课的混蛋,最喜欢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漂亮女人,最向往西藏和非洲,最信奉“尊重比你强的人,同情比你弱的人,与和你一样的人结为同志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