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孔庆东 孔庆东:阿忆的勇气

这几天网络上都在炒作阿忆公布的“北大副教授工资单”。网络上炒作的经常是无聊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话题,不过这次的炒作是正确的,应该予以表扬。瞎猫还能撞死几个笨耗子呢,何况咱们的新狼和馊狐啊。      我本来对此没什么要补充的,可是有一些网友和媒体来跟我核实,既然阿忆跟我是大学室友,于是我就仿佛具有了替阿忆验明正身的义务。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特务头子带着古兰丹姆来到解放军的哨卡,他向解放军证明古兰丹姆“是好人”,杨排长冷冷地说:“你证明她是好人,那么你就是好人啦?”我又想起十七年前,我的敬爱的导师去向某领导证明“孔庆东绝对是爱北大、爱国家的”,他用自己的人格担保“孔庆东绝不是坏人”,某领导冷冷一笑:“可是谁担保你呢?”所以,我也担保不了阿忆,我只能担保一份 我自己的“举贤不避亲”的傲骨就是了。

关于北大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来是几十年间“从来如此的”。

我们这些号称学习鲁迅精神的学者竟然没有人去抗议“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的导师一辈,有多少轰动国际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写出来的,因为十米斗室里唯一的桌子要让给孩子写作业。到了我这一辈,还有的博士论文是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

我本人在邓小平同志去世那一年,个人生活的最大理想是:五年之内一定要买一台电脑。不过,物质生活的简陋,北大老师大多数是不在乎的。丁石孙、陈佳洱当北大校长时,房子都住得很小。我们中文系几届主任严家炎、孙玉石、费振刚,都住在使用面积只有50多米的房子里,有的马桶盖上都堆着十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直到现在,据说北京市人民普遍超越了小康走向富裕阶段了,我们工资仍然低于北京市平均收入。而我们的工作业绩就不说了,起码劳动可以说是天下最累的之一吧,基本上没日没夜,干不完的活。

特别是三四十岁的副教授和讲师,那真是领导哪疼往哪贴的灵丹妙药。像孟二冬那样的教师一抓一大把,只不过碰上了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关怀,其实我们自己早都累麻木了,说实话,学校里边是不怎么感动的。

我们气愤的是,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孟二冬,这样一代一代下去,我们跟矿井下冤死的工友就越来越近啦。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人民都知道陈景润艰苦。

而现在,竟然有人以为阿忆到北大是“捞钱”,这就太没有脑子了。北大里也有富豪老师,但人家的钱不是北大给的,也不是国家给的。我是北大校级的工会执行委员,了解一些内幕,我们的国家级劳模获得了全国最高奖,也不过发了一千块钱,我们都不好意思给老师送去——怕的是给咱国家丢脸啊!

     社会上动不动就说北大清华拿了国家多少钱,我给你们算算。

国家允诺给北大清华各18个亿,于是那些没见过钱的伪自由主义混蛋就大叫大嚷说不公正啦,不民主啦。他们连基本的算术都不及格。这18个亿分三年给,每年6个亿。实际上根本没有到位,据说只到位了2亿4。

咱们假设都到位了,那么北大师生员工总有3万人吧?一年6个亿,3万人,平均1人只有2万,分到12个月,每月只有不到2千。这里面还要包括北大的水电费、卫生费、粉笔钱、黑板钱吧?那些不了解情况就以攻击北大清华为乐的人,你们的良心何在?你知道吗?国家给北大的钱连基本工资都不够,你以为18个亿都给了你爸爸一个人吗?      所以,北大各个院系必须自己创收给老师发工资和岗位津贴。

校长、院长、系主任,都必须以“找钱”为第一天职。说出来,真是烫嘴啊。堂堂中华,斯文何在?我不想指责某些院系在创收方面做了影响正常教学的举措,我也同意社会上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对他们的批评。

但是总体上说,北大人是在国家没有保证我们吃饱肚子的条件下,为这个国家的辉煌而继续“爬雪山、过草地”。我们不求表扬,但是总不能忍受那些诬蔑吧。我对北大的领导也很有意见,因为社会上总说我们收入很多,领导们居然不出面为我们澄清,好像他们真的给我们发了钱似的。

我一次出去开会,某著名人士问我:“你们系主任年薪500万不止吧?”我回来告诉了我们年薪刚够5万的系主任,他一脸苦笑。因为他忙于行政,肯定不可能像我这样在工资之外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

我们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没有汽车,人们相信吗?当然,我现在是买得起车的,但是我心理变态,就不买,因为在北京养车,一年要2万元左右,恰好是我一年全部的岗位津贴。

以我自己的课酬为例,我在北大开设的通选课是最受欢迎的,四百人的名额,会有六七百人去听,傍晚的课,中午就开始为占座打架,管理教室的师傅对我意见最大。这样的课我辛辛苦苦讲一学期,得到的是北大最高的课酬——人民币4千元,也就是说,到北大听孔庆东讲课,即使自费,也 只要一学期10块钱。

     我以前不想说这些,即使媒体再三追问,我也王顾左右而言他,原因我已经在《千夫所指》的最后一页写清楚了:我不愿意给北大领导丢脸。

如果深究一下自己的心理,应该承认,我不如我的老同学阿忆有勇气。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对社会黑暗面过于宽容,总是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远不如阿忆兄的爱憎分明。

现在,既然阿忆挺身而出了,我也就不该继续混在群众队伍里享受阿忆给我们带来的同情了。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的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但是我们中文系还有许多年青老师的收入连这个都达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千元左右。

我们中文系,不但没有给老师发过电脑,连个闪盘、连个手电筒都没发过,报销一张火车票,都要再三核实。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连中学老师都不如。

没有地方指导学生论文,更没有脸面会见外国朋友。一位德国学者来北京拜访我,我请他在建国门吃饭,花了200多元,谈天说地,然后无耻地指着窗外高耸的每平米6万的豪华公寓说:“喏,我就住在那里,我太太今天生病了,下次请你到家里喝茶吧。

”等他坐上出租车离去,我就钻地铁回西三旗了。北大领导多年前就许诺要为我们文史哲几个系修建一座“文科大楼”,但是现在连砖头也没有看见一块。      不过,说话总要客观,我想阿忆跟我一样,我们不恨北大,相反,我们知道北大为什么这么穷,我们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北大最王牌的院系过着最寒酸的生活,我们知道是什么力量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上要制裁这些真心弘扬中华文明的学者。

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自己去改善好了。既然父母没有力量让孩子吃饱穿暖,那我们当孩子的,就自己去“半工半读”吧,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跟父母吵架,但总不能因此就“认贼作父”啊。我们愿意跟北大一起,在艰苦中忍受着劳累和误解、压迫和陷害,为了减轻哪怕一点点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那黑暗坐穿。 今夜,北大星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