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石访谈 吴悦石先生中国画教育访谈录(三)
访谈对话:吴悦石刘洪郡 地点:北京•快意斋 重读画史(下) 刘洪郡:董其昌有云,画与字各有门径,画须熟外熟,字须熟后生。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不工亦何能淡?苏东坡云:"笔势峥嵘,文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指的是"生"是艺术成熟的表现。但往往一些画家熟极并未发生拙之气,即:工于笔墨,而难化于笔墨。生拙老辣之高古笔趣,与意气风发、参差槎节的江湖情性分为两种境地。所以,其间高妙,极难拿捏。
吴老师是如何看待"生熟"问题的?何为"生拙高古"之趣? 吴悦石:这说到了书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明清之后一般就强调"生、拙、高、古"。求其"大美"、"内美"这种艺术要求到民国以来日趋高涨,吴昌硕以及他们同时代的李瑞清,写字都是求其高古。
大家都不写帖了,都写碑,写碑的意思就是求其高古,民国一代的书家都是从北碑中出,北碑就是生拙高古。"生"就是艺术家追求的艺术表现的形式中的老到。我们在书画学习过程中要分几个阶段:最开始都是追求"熟",学生阶段追求"熟"后"熟",少年亦熟,青年亦熟,必须熟。
如果你还没熟就生,那就是儿童,小孩画的画都生且拙,儿童的画都大美。但少年大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不成熟。
所以中国书画还有成熟的要求。 想要成熟就需要学习,成熟的过程中难免结壳出不来,有很多人在结壳的过程中把自己圈死了,导致出不来。这些人都是"熟"后"熟","熟"了不能"生","生"不了。"生"是一大难题,就是鲤鱼跳龙门,要懂"鱼"、"龙"之变,才能"生"。
这是一种从量到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不单是长时间的积累,也要达到物我交融,就是活化之后把所学的东西一变,脱略形骸,然后达到"生"的境界。就是看着"生",实际上是"极熟"。
就像我们所讲的"经意之极,若不经意"的方法一样,你看有人的大写意看似若不经意,但有的地方的笔墨、水分的微妙之际是特别讲究的,似"神来之笔",这就是精妙之极,不露痕迹,这就是"高"了。
人学到一定程度,尤其是中年之后就可以求"生",但人在求"生"的过程中往往动不动就走向了"邪、怪"的魔道和江湖。因为在这种"熟"完了求"生"的过程中,"破熟"就很难。"过"了就"江湖",一旦到了江湖就很难出来,人就越来越江湖气,就不能温文尔雅、中正平和了。
我们说中国文化讲究"守其中正",就是左右都可以跌宕,却能守中,有气并且能使气,这种气就算是有江湖气都没关系。但只有书卷气,懦懦无为没有豪气也不行,过去我们讲求有豪气(丈夫气),现在我们讲这个气、那个气,其实什么气都一样,首先人要有浩然之气,人要正,不懦弱,内心是大丈夫,心胸极大。
这样你的作品才可读可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生",但"生"不离"中"、不离"法"。
离了"法"、离了"中","生"就偏出去了。所以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容易有这种偏差,"生"和"拙"一体两面,很容易合为一体,但是"拙"未必就是"生"。大家都知道"拙"的美是大美、内美,"生"也一样。
但"生"和"拙"还有一个不同之处,"生"在笔墨运用中有一种很温润的天趣,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生"做不好就做"拙",但做"拙"的同时就把天趣做掉了,一味追求"拙"往往只保留了形。 我到现在都一样,画法很纯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追求的就是"生",但我的年龄不到,所以只有一点"生"。
做不到白石老人、宾虹先生八十之后的那种"生",他们都是"熟"后"生",不是一味用"拙",这种老到就是天趣,水到渠成。
这是书画界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说形式上做到了这个东西,则笔墨都在,因为笔笔在心。 刘洪郡:请吴老师讲一讲"写生"与"写心",还有师古摹写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吴悦石:关于写生的问题,前人和今人的议论都比较多了,在《快意斋论画》中我也专论了写生。
我们都注重默视在心,默视在心就是说眼中之物不是手中之物,眼中之物也未必就是心中之物。眼为心之官,心要通过眼睛来看,但看完了之后要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通过自身这个熔炉来融化,看到的都要在心中化掉。
心之官就是运用四肢,笔是手的延长,再出来的东西就非眼中之物,而是物象的精神所在,这样的作品就具有人文性,是思想和文化上而非单纯的美术上的东西。如果脱离了这个,运用单纯的技术观点就是为了求形似,那与中国画的写生意义是不契合的。
我们不排除西画的训练技法,他们追求的是画准,同时具有自身的科学性;而我们是画中国画,我就是这么学过来的,也是这么感悟的:先默识于心,而后熔铸于心,熔铸之后在作画的时候就会不期然而然,悠然而至,这样的作品出来就有味道了。
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未必就是两岸当初的景象,但是很有味道。再看倪云林的山水,他多次描绘太湖,但太湖的山石也未必就像他笔下描绘的那样简单。
倪云林通过自己的语言和感悟把真实景物凝炼了,运用笔墨写出了自己的格调,非常简单,令人敬仰。就像黄宾虹先生画桂林、画黄山,其实差别不大,但细细品味却有他的精神所在,不要苛求像与不像。
中国人要看文化精神,再如傅抱石用抱石皴画华山、黄山,画东北、西北,用的虽都是这一种笔法,但不妨碍他对精神的理解,从他的笔墨之中体现的是另外一种气象。同样一个地方,两个不同的画家给人的感受也不同。
例如钱松的画有点装饰趣味但笔墨过关,也非常好,每一笔当中都有其精神所在,都可读。有人的笔墨是画道儿,他的不是画道儿,笔墨之中不是空白的。看他的原作,笔墨生发,味道十足。 一定要有个人对同一样东西所表现出的不一样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就是要"写心"。
"写生"和"写心"并不相悖,只是在你自己的理解中不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实际上写心应当在先,你明白了写心这个道理之后,再去写生就不一样。如果不明白写心,写生就会变成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自己不能辨优劣、明取舍,那么这个道路就非常漫长了。
刘洪郡:谈及花鸟画创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八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这等金石书画大家。中国的书画艺术讲求"空间意造"、"澄怀味象",上述大家都是构图方面的高手。
书法篆刻相映生辉,融入画面,"画味"十足。如在构图方面求得成功突破,更是艺高一筹。请问吴老师您对构图有哪些心得体会? 吴悦石:构图一词是西方的,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讲的"章法"。
章法中也说到了一个和构图相似的道理,就是布局。在作画过程中,首先一张白纸,倘若想让这幅画能有势、能生动、能入眼,取势是最重要的。取势和构图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精神层面区分的话,构图是表面的,是指一张白纸上的聚散和疏密的关系;取势就不一样,就是东西放在画面的一个角,然后如何生发,如何使人感受到一股气场在画中,这是主要的。
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与中国画有距离。中国画过程中的"笔断迹连"、"迹断意连"、"意断势连"讲的就是要贯通,过去我们讲的"意到笔不到"也是势的一种。
中国画的取势首先要归乎自己的修养,包括八大、昌硕、白石、潘天寿这些大家的画之所以让我们那么神往,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道地,一幅画有了势,才有呼应和气场。
取势、借势都非常重要,所有的画都要借势,就是借四边之势,这幅画挂在墙上就要把周边全部都借过来。折枝花卉其实就是景在画外,借势要注重画外画,画面简,画外繁。
懂得取势的画面就有神,一定很精彩。势是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的,不单是人,不单是做官,植物生长也需要有势,势要与周围的环境共存。西洋画的构图只是美术的一个方面,取势却是中国画文人思想的一个境界。对精神层面的认识一定要高,认识不上去就是一般人,认识到了就会脱颖而出。
刘洪郡:吃透了传统并且学问日益积深,对于一位情操高拔的画者来说,变法是必然之径。吴老师的画面气象与笔墨精神也应处于"渐变",在实践中您认为这"法"应自何来?何谓变法成功? 吴悦石:温养、锤炼、熔铸这是自己的一个认识过程,画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生化学反应。
没有这么多的认识,要发生变化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投到炉子里的料要多。中国人所有的学问就是"天、地、人",仰观天、俯察地、中通人和,说起来好像非常泛泛、是非常大的一篇文章。
但只有达到"贯通"后才能到达"通达"之境。"达"则生变,"变"是有过程和条件的,假如这几个先决条件不成立,就变不了。所以说,一是"学",二是"化",三就要"通"。
"通"后才能"大变",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变是一时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变"分大变、小变、渐变、突变,这都是有的。在变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顺理成章,顺势而变,不要硬变。
积累多则大变,积累少则小变。变也不是变完之后就定了,一旦定了之后就会落后。"变"都是活的,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要"日日新"。倘若不"日日新",不变,就是自甘落后。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在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再认识,不断地认识才能使"变"不拘泥、不停止。
"变"如果停止了,那"变"也未必能达到那种境界。但一旦"通"了,"变"就不会停了。这就是"变"的要点所在:一直变下去。
刘洪郡:请问吴老师,在绘画史上,您最心仪的画家是哪几位?为什么? 吴悦石:我最崇拜的画家,唐宋元明清都有。如果没有传承,就没有我们的中国画文化。如果不知道每个时代的重要画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不能分析出什么是经典。
能够正确认识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好,每个时代的经典所在,有什么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唐以前的作品肯定不少,只是现存文字太少。有一些传世的作品未必可靠,还有一些是北宋的摹本。但是到了宋代,气象就变了,传世的作品也比较多,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反复临摹、反复学习,在前辈的作品中仔细揣摩的东西也就多了。
我在"荆关董巨"身上下的功夫可多了,北派就是"荆关",南派就是"董巨"。包括"刘李马夏"、"元四家"、"清四王",我都花费心思学习了很长时间,对于"明四家"的学习反而比较少。
还有,陈白阳(陈淳)、徐渭、"清四僧",他们的画都是经典,属于文人画脉系中躲不过去的。我要体验他们在笔墨传承过程中的思想,不断地品读、学习。
由于我的老师王铸九是齐白石先生的学生,在我的身上影响最深的应当是八大、吴昌硕、齐白石,他们都是我沿袭时间最久、从中受益最多的画家。民国的一些画家,我也学习过,但他们没有给我带来思想上的震撼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