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评价 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胡翼青老师讲座实录及点评
点击上方“蓑翁论书”蓝字,即可关注本公号。 最早听闻胡翼青老师的大名,源于去年8月份,悦的读书会长新琴邀请胡老师所作的关于《叫魂》一书的讲座。这场讲座我个人虽然没去成,但看过讲座实录之后,对于胡老师的理论综合和应用能力,以及那种自由游走于人文社科各个学科领域的所谓“君子不器”的读书视野,都深感佩服。
后来,南京的普润读书会又邀请胡老师去做过一场关于学术经典书籍阅读的讲座。那场讲座的实录,对于我在严肃书籍阅读与写作方面的启发也是非常之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昨天我特地早早来到现场,聆听胡老师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一书的讲座。之所以来听这场讲座,除了对胡老师个人学识的敬佩之外,主要是由于自己这几个月一直专攻社会学,而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这本《启蒙辩证法》我两年前也曾经读过,但却感觉不甚了了。
事实证明,这场讲座的收获比我的期望还要多。胡老师用深入浅出、风趣幽默的语言,从容地把关于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的诸多理论和专著串接成线,并阐述了《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和第二章,也可谓是全书的核心内容。
现将这场讲座的实录,以及我对于这场讲座的感悟和点评分享如下,不当之处,欢迎书友们批评指正。
现代性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通行的定义是指“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产生的一系列关于持续发展、符合工具理性、不可逆转的发展观念”。对于现代性理论贡献颇多的社会学家,我们不能不提到马克斯·韦伯。
韦伯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总结为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感情行动和传统行动,他同时将理性化视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那里,“理性化”几乎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他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把麦当劳这一连锁商业的成功,视为理性化的重要产物,同时将理性化分解为四个要素,即: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
如果要详细了解现代性思想的发展脉络,个人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一书,这本书比较深入浅出,适合初学者。
胡翼青老师在讲座开始,并没有探讨过多关于现代性的定义问题,而是从马克思讲起,把马克思视为对于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起点式人物。
据他介绍,马克思探讨现代性对于人类的异化的内容,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和第四篇。他对比了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下,人的主体性的差别。如果说在手工业时代,每个人的劳作及其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而赋予了人和人的劳动以主体性的话,那么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人的主体性已经因为高度流水线化的生产模式和大规模复制的同质产品而完全丧失。
由此,工业社会把人存在的意义降低为零。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把异化总结为物的异化、自我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这样四个方面,每个层面的异化,都跟现代性带来的同一化和机械化紧密相关。
个体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工业和国家机器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正如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演绎的那样:人在工业社会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件而已;因此对于人类的大规模屠杀、侮辱和灭绝,在统治者看来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字和普通行为;而而诸如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这样一些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又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社会集体行动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这正是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胡老师通过推荐和引述这本书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性对于人性和人的主体性的扼杀。 既然现代性如此不堪,那么救赎社会的主体何在?马克思在提出异化理论之后,认为改变这一社会的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胡老师对这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已经被异化了的无产阶级,无法承担救赎现代性的重任。
正如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对于现代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反抗的结果,是自己的后代仍然延续无产阶级的阶级身份,导致阶级的代际传承与循环。
与本书观点形成佐证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物化理论。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体制成功地物化,他们不再追求对体制的反抗,转而在对于物的追逐与享受之中,完成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业和政治体制通过这种物化,已经成功把无产阶级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卢卡奇的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之后,几乎完全被西方学界所认同。由此,著名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商业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制度终点,也是最完美的制度体系。
而福山在二十多年后今天的思想左转,或许是对这种历史终结论的最佳讽刺。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胡老师正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于现代性批判及反思的理论思想脉络,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
到了第二部分,胡老师开始具体介绍《启蒙辩证法》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启蒙辩证法》最核心的命题在于:为什么启蒙会走到了启蒙的反面?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探讨的名著之一。
而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思想演化中重要的连接人是德国犹太思想家本雅明。
本雅明一向以诗意和意识流化的写作手法著称,在很多人眼中,他不只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随笔作家。胡老师推荐了本雅明的《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一书,认为这本书采取类似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的意识流手法,对于西方消费社会的巅峰状态,及其批判,作了详细的梳理;而本书中的论述,跟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一书中对于资本主义光怪陆离景象的揭露一脉相承。
本雅明另一本探讨现代性对于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著作,当属《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在胡老师看来,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从德国迁往美国,加上本雅明的手稿经由阿伦特交至法兰克福学派手中,法兰克福学派接下来二三十年的思想开拓,都深受本雅明的影响。
接下来,胡老师为我们分享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重建过程中的诸多趣事,比如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独占五层大楼,让原哥大社会学系的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嫉妒不已;比如法兰克福学派领头人霍克海默的极度专制和极权化倾向,甚至要求阿多诺把自己的博士生哈贝马斯开除出研究所,只是因为年轻的哈贝马斯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学术地位等等。
这些分享看似只是学术八卦,但实际上跟《启蒙辩证法》一书的内容有着密切联系。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要在学术研究中,善于运用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学术才是好的学术,《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作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个人成长背景和性格特点,自然都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在这本书的内容里。
《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的“启蒙为什么会走向启蒙的反面”这一命题,直到今天,仍然被众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所探讨和反思。
这一命题的具体内容,包括民主转变为人民的代理人统治人民,普世价值以高度同一性的方式转变为对个体的奴役与压制等等。要理解这一命题,个人认为首先要深入理解启蒙运动本身。关于启蒙运动,去年去世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一书值得推荐,这本书的(上)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在去年年初引进出版,(下)还在翻译过程之中。
而要理解胡老师这一讲座的内容,除了胡老师提到的这些书外,还可以做更多的延伸阅读。
比如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去年三辉图书引进出版了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一书,本书在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深入与创新。而探讨同一性的负面效果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另有一本经典作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
而对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方面,美国左翼学者乔姆斯基的著作《制造出来的共识》,就是详细探讨资本主义如何利用自己的大众媒介和政治商业体制,将其意识形态成功转化为广大民众看似自主产生的诸多观念的体制的。
最后,胡老师集中介绍了《启蒙辩证法》第二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章探讨文化工业及其后果。胡老师区分了“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单纯是指将文化产业化、商业化,而后者则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向大众灌输自身意识形态的机制。
文化工业对于大规模复制技术的运用,让所有个体看似千差万别的个性,都成为一种被制造和操控出来的意识。而文化工业对于闲暇时间的原子化(闲暇时间由个体在家中,通过看电视等方式度过,无法形成群体互动和反抗力量)的引导,也让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消失于无形。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乔姆斯基在《制造出来的共识》当中描述的景象,在当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都是对这一话题分析的重要著作。丹尼尔·贝尔自诩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由此可见,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范围内。
实际上,这一命题,可谓是所有后现代社会和哲学理论学者的共同关注重点。 胡老师在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顺带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比美国两大党更具现代性。
对此,我深表认同。以对于宗教的态度为例,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抱以宽容和支持态度,而美国超过90%的国人信教就是明证;反观中共,至少目前在法理和名义上,还是持无神论态度,所有党员不得参与任何宗教活动。
而我更感兴趣的一点是:中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数目字管理的引入来实现的。于是,我们国家从黄仁宇所言的“一个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出自《万历十五年》),到一个过度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这种过度数目字管理,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学术的工业化和专业化导向。美国学者布鲁姆曾经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描述过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工业化和专业化的负面效果。
而在中国,这一状况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前段时间掌搧甘阳事件引发的对于青年学术工作者境遇的讨论与反思,以及前天晚上华东师大优秀青年学者江绪林先生的自杀离世,都可以被视为这种过度数目字管理负面效应的一个注脚。
感谢胡老师昨天两个多小时的精彩分享。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把胡老师的分享、相关背景资料的梳理和我个人的感悟与点评交织在一起进行论述。所有文责,由我个人承担。欢迎讨论交流。 2016.2.21上午作于竹林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