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青是叛徒吗？】江上青 江上青 叛徒 姬鹏飞自杀真相
据了解，江上青在历史上是抗日英烈，而不是叛徒，我们可以看下江上青的生平和资料：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1911年农历四月十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县仙女镇上的一个中医职员家庭。父亲江石溪精通医术，常为劳动人民免费医诊，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
江上青自幼聪颖，刻苦好学，7岁入琼花观小学读书，后升入代用商业学校。1927年他考入南通中学高中部。当时正处于北伐战争中，江上青积极投身于反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军阀的学生运动，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夏，江上青转入扬州高中，继续从事地下学运工作，这年冬天，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逮捕。由于江石溪在扬州商界中颇有威信，城内东关的许多商人联合要求保释江上青，而反动当局认为江上青是学运骨干分子，不准保释，后又把江上青押解到苏州，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所属的司前监狱。
江石溪请其诗友胡显伯律师为儿子江上青辨护。最后，反动当局迫于形势，只得宣布：判处江上青拘留半年。江上青在坐牢期间，同学们轮流到监狱去看望他，争相给他送吃的东西和一些生活用品。江上青对同学们说：“没什么，我庆幸自己在17岁就能为救国坐牢呢!如果说爱国有罪，这样的罪名我还引以为荣呢!有一位革命者说得好：‘人生难得报国死，为国坐牢何所惧!’”
1929年6月，江上青出狱回家。这时的江上青更加成熟了，也更加坚定了追求革命的意志。但在扬州无法呆下去，父亲便凑了一笔钱让他到上海“艺大”读文学系。因为田汉等人这时正在上海“艺大”读书，父亲对江上青寄予了厚望。赴上海前，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和决心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江上青经得父亲同意后改名。
江上青到上海后，把团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上海，并于同年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级组织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积极参加学校地下党支部的日常工作，继续从事学运工作，组织地下红色学生会，并到街道、工厂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行有力的斗争。
开学以后，原来的支部书记调到法南区委工作去了，新组成的支部由法南区委指定江上青担任支部书记，杨纤如任候补书记。
在上海“艺大”期间，江上青还结识了“左联”作家郁达夫、蒋光慈、阳翰笙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创作了大量战斗诗歌，《新世界底贺仪》就是其中之一。
榨出血和汗，让有闲的哥儿充满脂肪，意外的毒害时刻地逼迫我们准备死亡。
暗黑的生活点燃起斗争的火炬，病的身体锻炼出坚强的意识和洪炉。
十月的巨炮是历史的教训，远处的晨曦诱我们惊醒。
从地狱里翻转来举行早时代底葬礼，旧时代底葬礼就是新世界底贺仪!
这首诗真实地揭露了工人阶级被奴役被压迫的现实，谴责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血腥压榨，满腔热情的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抒发了自己与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并表达了对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殷切期望。
1929年冬天，江上青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四川路粤商大酒楼，他又一次被捕。敌人由于证据不足，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江上青苦役一年，关在提篮桥监狱，后被押到苏州，关在第三监狱。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充满信心的说：“坐牢没关系，放出去再干!”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重刑逼供和许愿引诱，他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对党、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30年冬，带着一身疾病的江上青终于获释。当他得知自己敬佩并引为知己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14位党的好干部或优秀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时，悲愤难抑。晚上，他断断续续地咳嗽，挥动颤抖的笔，写下了《我被黑色的小嘴吐出来》一诗，在诗中他蔑称敌人的监狱为“黑色小嘴”，对新的战斗充满了信心。
1931年8月，江上青身体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后，面对内忧外患，国难民灾，心急如焚，先后两次向党组织请求工作任务。党组织针对江上青的实际情况，安排他到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做旁听生，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步步逼近的日寇铁蹄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深重困难，江上青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东三省事件》长诗。这首创作于1931年的诗作，和1934年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诸多抗日诗歌一样，曾流传社会，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
1932年，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对于革命的镇压越来越残酷。各个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的火种，党组织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当时正在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江上青只好再度回到扬州。
他回家后积极与陈君冶等一批热血青年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借以推动扬州的学运工作。江上青对反动政府嫉恶如仇，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撰写文章，评点时事，宣传马列主义观点和革命道理。不久，他的革命活动，又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新世纪周刊》创刊不久，即被迫停刊。
为了避开恶势力的锋芒，1933年江上青到仪征十二圩中学任国文教员。仪征十二圩镇是盐运中心，比较繁华，因此，求学的青年也比较多，江上青担任国文教师，一边传授知识，一边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基本道理。在他的影响下，赵敏、李公然等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5年，正值抗战前夕，江上青应邀到了平民中学任国文教员。为了组织宣传抗日与弘扬新文化，他与在淮阴师范教书的于在春、顾民元联系，创办了《写作与阅读》杂志。这个杂志在当时是进步刊物，明为研究阅读与写作问题，实际宣传抗敌救亡、爱国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介绍进步作家和分析进步作品，配合抗战，积极鼓动群众。
正当投稿者和订阅者猛增时，八一三抗战开始，《写作与读者》共出10期，被迫停刊。这时，在日本留学的陈素回到扬州，积极宣传抗日，江上青又立即和他一起办起了《抗敌周刊》。为了扩大《抗敌周刊》的影响，通过宣缔之先生请冯玉祥将军为杂志写了刊名。这期间，江上青以自己的言行、文章培养了很多青年。
1937年江上青和莫朴、陈素等人又组织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团。宣传团成立后，从江都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民众工作。
当时江上青才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他很会演讲，每次街头讲演，都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为了稳定团员的情绪，统一大家的认识，把“文救团”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战斗集体，使之在抗日救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江上青为“文救团”团歌填词：
我们爬过一重山，又是一重山；越过一条河，又是一条河。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我们不怕艰险，一心为抗战。你演讲，我唱歌，你作画，我演戏，你写标语，我出壁报。全民动员起来，共同杀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全民动员起来，共同杀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团歌后来由沈风谱曲，它成了全体团员的共同心声，团结的基石和战斗的口号。
1938年8月，陈素、卞景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董必武指示，宣传团同志已有工作能力，无须再赴延安学习，广西部队目前正需要政工人员，建议大家到十一集团军中工作，担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于是宣传团改编为“十一集团军政治部救亡工作团二组”。
不久大部分成员被分配到其所属的三个师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江上青此时回到安徽立煌县，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阵地动员委员会第八工作团，继续在大别山区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秋，国民党六安县县长盛子瑾升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为了能在皖东北地区站住脚，向省动委会要求派些青年干部协助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江上青率赵敏、周皀、谢景鸿、吕振球、李艺、王毓贞等及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随盛子瑾赴皖东北，并将其中的秘密党员组成中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特支书记。
特支的任务就是团结盛子瑾，开展敌后工作，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此以前，上海地下组织曾派朱伯庸、戴季亢、刘佩林等到泗县开辟工作。江上青到达皖东北后不久，即与朱伯庸等接上组织关系，壮大党的队伍，同时努力寻找失去联系的地方党组织，联络由党员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江上青的努力下，盛子瑾的专员公署，基本上是以中共皖东北特支的成员为骨干。当时江上青的公开身份是专署秘书。经过中共特支的安排，陆续到区、乡政权系统中秘密安插党员并将秘密党员赵汇川、徐崇富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别编入第五游击纵队和第六区抗敌保安部队。因此，当时的皖东北虽然孤悬敌后，但抗日政权日益巩固，抗日力量日益增强，洪泽湖畔出现了团结抗敌的新气象。
江上青到达皖东北后，革命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党要求开展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开展下去?如果光靠几十个党员，总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这个难题他思索着，从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孙中山开办的黄埔军校，还有延安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他顿时豁然开朗了。
于是在江上青的推动下，盛子瑾创办了皖东北军政干校，自己兼校长，江上青兼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他还创办了一系列青年干部训练班，吸收了皖东北大批具有爱国热情和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来学习。江上青经常和廖量之、陈光薇、赵敏、周皀等到干训班去讲课。他讲课宣传鼓动性很强，又有理论性和说服力、切合青年人的心理特点，因此，很受大家欢迎。
当时参加干训班学习的学员中，有一部分人对伙食不满，嫌吃得不好，发牢骚说：“吃的青菜、豆腐汤，这个生活要改良。”江上青知道后召集学员们列队讲话，开始时声色俱厉，大声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紧要时期，强敌压境，国亡无日，我们来这里学习，怎么能有这样一些想法呢?我们是为抗日救亡来到这里的，生活艰苦一点是必然的事。
来到这里追求享受则是不应该的。按照我们的办学宗旨，有这种思想的人应当开除出校或者关禁闭。”大家听了心里一惊。他紧接着说：“但是，我们舍不得呀!因为在座的都是可爱的青年、救国的力量……”，又说得大家顿时哄堂大笑，气氛又轻松下来。
军政干校及这些干训班为党开辟和建设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和培养了大批基层青年和干部。后来盛子瑾出走，共产党正式接管政权，不论是地方武装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大多是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担任了领导和骨干。
这一点，充分表明了江上青在创建皖东北根据地工作中所具有的远大眼光。与此同时，江上青还推动盛子瑾创办《皖东北日报》和皖东北文化服务社。他经常抱病为报社撰写社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军保家卫国的消息，还印发了毛主席《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著作，大大鼓舞和提高了皖东北军民抗日救亡士气。他为动员皖东北军民和各界人士投身抗日，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盛子瑾出身黄埔军校，他既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有矛盾，又同新桂系无渊源，而当时的皖东北边缘地区、淮南和津浦路西，均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经过江上青多方面工作和努力。1939年春，盛子瑾派秘密党员朱伯庸到鲁南与八路军联系。
这时，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委派杨纯为特派员，由朱伯庸陪同，于同年3月秘密到达六区专署所在地——泗洪县管镇，与江上青接上关系，随即成立以杨纯为书记的中共皖东北特委。江上青为特委委员，主要负责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工作。
同年，又派吕振球为盛子瑾代表，前往津浦路西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同彭雪枫司令员取得联系。7月初，张爱萍、刘玉柱随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进入皖东北。这个月的中旬，江上青协助他们与盛子瑾会谈，并顺利达成合作抗战协议。
至此，形成了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可以说，一个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员公署的专员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机关成立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是很不容易的，这与江上青做了很多地下工作是分不开的。
正当皖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热潮滚滚向前的形势下，泗县、灵壁等地的地主豪绅异常恐惧，纷纷向省政府控告盛子瑾被共产党赤化，省政府意欲调升灵璧县长许志远为六区专员，因此，泗北大地主纷纷投靠许志远。
盛、许双方剑拔弩张，严重影响了皖东北团结抗日的局势，损害着我党开辟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根本利益。江上青对此心急如焚，立即找杨纯召开党的特委会议，通报情况，寻求办法。会后，江上青火速同张爱萍、刘玉柱等分别交换了意见。
鉴于党中央《七七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家一致认为：由张爱萍、刘玉柱出面主持让盛、许会谈，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促进双方一致对外抗日。并把地点设在灵北张大路我军驻地。此后经过三方协商妥当，盛子瑾在江上青和朱伯庸陪同下，前往灵璧赴会。
经过张爱萍、刘玉柱出面调解并晓以大义，许志远表面上答应团结抗日，暗地里却在策划阴谋。7月29日，盛子瑾与江上青率队返回司令部时，行至泗县东并小湾村，遭到大柏圩子地主柏宜生和王铸九反动武装袭击。江上青不幸身中数弹、遇难殉国，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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