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南怀瑾 “南裘北任”之裘沛然: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作者在裘老(左)永年路旧居
1984年三版教材会议,北京中医学院宿舍前留影。中右者裘沛然,中左者王祖雄,右上海科技出版社高一聪,左为作者 2004年在裘老天钥新村家。中为裘老,右为作者,左为裘老弟子李孝刚教授

作者简介

潘华信1938年生,中医、学者。任教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门诊于上海岳阳医院名医特诊部。曾先后师从沪上名医朱小南、严苍山、陈苏生、裘沛然诸公。在医院工作十余年,主持病房医务,于心、肺、消化科诊治,俱有深究。

1979年起在上海中医学院十余年,执教各家学说、研究生(论坛) 班课程。数度赴日本和台湾地区讲学。主编、副主编《叶天士医案大全》《中国医籍通考》和《中国医籍大辞典》,撰有《未刻本叶案发微》《评校柳选四家医案》,发表论文数十篇,既涉医史批评、又多论述晋唐、阐扬金元明清诸子。

近来我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知道裘老病重,又住进了龙华医院,且领导告知,正在抢救。在我还另有潜意识存胸,虽然,先生已经高寿九十七了,又身体羸弱,但情怀激扬,善养浩然之气,顶得住病魔威胁的,近年一次又一次地住院,一次又一次地康复出院,就是一个明证。我期待着这一天:携上龙井新茶,随着建群、逸山诸兄,去裘老北郊“茅庐”,促膝品茗,叙话阔别。

不幸,这次却是意外,5月3日凌晨,噩耗传来,裘老溘然西行。刹那间,心中的大树倾覆了。三十年来,猥蒙厚爱,关切备至,每有疑难,习惯是向裘老请教,寻求帮助,而今戛然而止,往事成了陈迹。先生虽说过:“死生小事不须惊”,对通达的先哲或许真是骤尔的解脱,但在后学弟子来说,却痛贯心肝,师恩难忘。

与裘老相聚的往事,在沥淅春雨的不眠之夜,点点滴滴浮上心头。 裘沛然(右)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谢建群教授(左)、前校长施杞教授(中立者)叙谈 裘沛然在学生时代与同学合影
给我一张捕鱼的网

靠近外滩,在林立着的高楼大厦背后,有条狭仄的陈旧的石子街叫永年路,其中一幢简陋的木结构小楼的二楼,以前就是沛然先生的家。

记得始自1978年,我们一行数人,有伟常、崇仁、尔科等,在世芸兄的带领下,骑自行车沿淮海路、金陵路,折入平生初次踏上的永年路,来到了先生的家。踏上吱吱嘎嘎作响的窄木梯,到二楼转角,还未拜见,远远先闻到先生居室所透散着的缕缕书香、茶香、烟香交织的独特的卷逸气息,温馨而又亲切。

先生蒲柳之质而胸宇宽博,思想深沉却跳跃着一颗童心,真诚待人,一点也没有架子。我们围坐在他的周边,烟雾缭绕,茗香环室,无拘无束地谈医学、抒抱负,聊国是、话家常。先生睿智敏达,思绪绵密,一口宁波话,却吐词犀利,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思维的闸门。

在中医学方面,他高度重视汉唐医学,认为宋前博大精深,其后则等而下之。初面一席话,令我终生不忘。酣谈往往忘了时间,世芸兄的热情与善辩,让斗室升温,一片热气腾腾。傍晚时分,师母总是盛情酒菜款待,自制美味醉鸡,鲜嫩醇香迄在记忆中。

餐毕换茶,重开话局,因与底楼居民只隔薄薄一层地板,声浪一大,影响楼下休息,常常会招来“笃!”“笃!”“笃!”“笃!”用木杆上顶地板声的警告,倘余兴未尽,便转移阵地到隔壁师母房间去继续,否则就此散去,马路上空荡荡的,常已是东方泛白的第二天清晨了。

间或我一个人去,先生往往不烦师母,领我踱到离家不远的老正兴馆吃晚饭,常规是一大碗黄豆肉丝汤,两碗白饭,花费二角五分,吃得淋漓酣畅,谈得沉着痛快,然后再步行回家。三十年前此情此景,今日回想,都在眼前。1980年我与诸兄师训班结业留校,任教在各家学说教研室,时先生是主任。

1981年先生移居天钥新村新宅,距校甚近,我们趋拜的机会就更多了。当时他主持着几部大型医典的编纂工作,学校领导授命若水、伟常和我三人作为中老师徒结对,协助先生工作,并继承其学验。

在多年工作过程中,蒙殷勤教诲,先生的医学思想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让我认识到宋前医学是今天中医学框架外的另一天地,它更浩瀚、更朴素、更实效,三十年来我沉酣其间,对中医学发展的前景持有清醒的认识和自己的观点,皆依托自先生的启迪和帮助。

去年一次去看望先生,我直面着他说:“苍山先生给了我知识和营养,扶助我成长;您给了我一张网,教我学会了捕鱼的本领。”先生微笑,拿起一支烟置鼻下闻闻,说:“这张网你也要给你的学生呀。” 裘沛然部分著作
裘沛然晚年
“南裘北任”

中医各家学说是研究历代名家医学思想和治疗经验的一门高深而重要的学科。研究方法上历来南北不同:北方以任应秋教授为代表,主张以学派概括医家;南方奉裘老为圭臬,强调深化、细化医家个人的学术思想,不必牵强划派。两老的观点在全国高等教育中影响重大,素有 “南裘北任”之称。

1984年春全国高校三版教材编写会议在京召开,北京、上海、南京、贵阳、成都五大院校代表参加。会议之先,已得风声,编写三版当以任老二版教材的观点为框架,以学派为基调。裘老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医家个人学术的内涵尚未真正掌握,便草率归派,不免削足塞履,降低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便组织大家充分讨论后,准备在编写会议上提出我们的观点,同时决定由我随裘老进京赴会。

到京后先生与我被安置在外宾招待所的一间双人房内,世芸兄时在京郊昌平党校学习,晚上也匆匆赶来,三人以先生观点为主题,深谈至半夜,不得归,三人同室住下,先生与世芸合议,会上必然论争激烈,要我代表先生意见发言,先生则避其锐气,然后点拨。突然间要我披挂上阵,不免忐忑不安,一夜未眠。

翌晨会议开始。北京中医学院代表先发言:二版教材是任老个人编写,教材应有延续性,今天大家商议三版编写,只要顺着二版思路,分摊任务就是了。说得简洁而轻松,成都代表立马附和:“应该!应该!”会场沉闷了几分钟,裘老清清嗓子开口了:“我今天有点累,不能多说,由华信来代表发言,他所说的由我承担责任。

”把我支上了前台。我开门见山对人为划分学派提出质疑:二版教材把明代张景岳定为温补派,割裂了他的阴阳整体观念,事实是他既重视温阳,更擅长补阴;又把金代张从正划入攻邪派,其实他专长食补养生,精于心理治疗,只说他攻邪,岂不是其他学术精华被一笔抹杀了。同时,我把相关原始资料一一罗列。

大家顿时陷入了沉默,接着成都代表打破冷场:“不管怎样,我还是赞同任老的观点。”我感到孤立无援,望望裘老,但他依旧啜茶吸烟,不动声色,正在此时,德高望重的南京丁光迪教授开口了:“我看上海潘老师的观点蛮有道理的,各家学说不是学派学说。

”贵阳王祖雄教授即刻跟上:“我也同意上海的观点,尊重丁老的意见,各家学说是研究‘家’,而不是研究‘派’么!”形势急转直下,三比二,我们顿时成了多数派。主持人看到分歧,便宣布散会,称会后交换意见。

第二天主持人到我们住房看望裘老,侧重在教育我,说要尊重裘老医家的观点,也要尊重任老学派的观点,折中的办法是学派要保持,而派内医家不受派的束缚,可以如实自由写。他汗出涔涔凝望着裘老,等候意见,一边用手拍我肩胛。裘老沉吟半晌后说:“这要征求任老的意见呀。”“征求过了!征求过了!”他赶紧点头。从此各家学说教材定型了下来,虽几经改版,模式不变,直到今天。

丁、王二老对裘老是顶礼膜拜的,我也就此与二老结为忘年知己,当年通信甚频,教研室也请两位到上海讲学过。我退休以后,联络遂稀,七八年前我率韩国诸弟子赴宁拜谒丁老,拳拳恳恳,执手互话阔别,留影纪念,惜未阅月,丁老即捐馆;前数年黔游途中,亟期探望王老,奈联络无果,后在返沪机场获电,只能互言珍重,无缘一面是憾。去年在裘老北郊“草庐”,他问起丁、王两老,我如上汇报。人事代谢,故友凋零,与先生相对惋怅者久之。

今春寒料峭中,先生亦悄然归去, “南裘北任”遂成绝响。

“医乃仁术”

裘老一生博览群书,著作等身,声名虽隆,却始终保持着一介寒儒的学者本色,宅心忠厚,待人以仁。我退休后蛰居简出,罕与人接,唯先生常与我电话,并枉顾寒舍,多次叙会,让我在寂寞的心灵中感到了“落日故人情”的丝丝暖意。然先生结庐北郊,我无能独往趋拜,幸厚道的建群兄关照,在访问先生时常载我同行,得以请益终日,烹茶品茗,午间小酌,仿佛又回到了二十余年前永年路旧居相叙的情境了。

先生精湛在医,推本及仁,强调以仁处世,而医为仁术,更当以仁为纲,常说医学而离开了仁,就有可能沦为荼毒生灵的刽子手。先生治病常授与妙方,更以仁爱为怀,用自己的真诚来抚平病家心灵上的创痛。临床每获奇效,药效是一因素,关爱是另一因素。

近一外地女青年,患严重忧郁症,久经中西医治疗,百药罔效,渐次丧失信心,后果堪忧,举家惶恐不安,后辗转找到先生,先生详细讯问病情、察色按脉之后,精心构制一方,并好言抚慰,晓之以理,病人心头的阴霾逐渐消散,症状明显减轻,数月以后竟然痊愈,精神焕发,面色红润,与就诊前判若两人,现已结婚生子,定居上海。先生仁爱为心,药石为术,将一朵枯萎垂谢的花卉重新调护得鲜活靓丽,生机盎然。

近年先生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今医界讲仁义嫌不足,争名、位、功、利多了。他谦逊地说:我不是大师,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博学如钱锺书,自己从不居身大师之列,成就如陆俨少,自书墓碑只是“画人陆俨少之墓”,大师不是自称的,自称大师的大抵不是大师,而是应该由历史来评定。

先生知道我知道他的心意,命笔阐扬仁道,呼唤良知,以及他对大师称号的看法,奈我疏怠,人事因循,迄未报命,辜负了先生的厚望,直到今天方始来补白往昔琐事于一二,心中愧疚,百身莫赎。

昔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后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沛然先生呼号之仁学精神,亦必挟云山以并峙,贯江水而共流,垂辉千古,长存天地间:让世界更美好!写于2010年5月(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