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事不避难 忆汤一介先生: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原标题:忆汤一介先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9月9日晚,汤一介先生去世,享年87岁。汤一介是位性格儒雅平和,内敛沉静的哲学家,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对西方文学、哲学情有独钟。2003年起,他还担任了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儒藏》首席专家。

传汤一介先生病逝,顿觉愕然。我立刻打探消息,心怀侥幸。然而不得不信。

记得我第一次见汤先生,就知道他的身体不是很好。那是乐黛云先生,为了替丈夫挡驾告诉我的:“他有肝硬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汤先生,听他沉静和缓的话音,我就一直相信,像他这样的人,更有生命的韧劲。

那是九年前,汤先生78岁。当时,我是一名记者。很多记忆都模糊了,但是初见的心情,迄今很清晰。我向来钦佩汤先生的正直与开明,佩服他多年来为中国的文化重建所做的贡献,特别是他为了青年人的命运,所展现的担当与勇气。然而我又有些惴惴,担心我的到访会打搅他。因为我理解汤先生何以如此高龄,去主持编纂《儒藏》。工程开始不久,千头万绪,我有些不忍心叨扰。

可当我在初秋的朗润园外,看见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手牵手走出林间的小路,出于私心,我还是上前递出了名片。乐先生是我早已约好的采访对象,她听我流露出还想采访汤先生的意思,连声说:“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你就别采访他了。”见我失望,直率的乐先生笑着说她要去北大教育基金会办点儿小事,你就和汤先生在草地边长椅上坐坐吧。

两人坐到椅子上,很快我就发现汤先生不善言辞。他安静地坐着,两眼望着基金会的朱漆大门,一句话都没有,气氛有些尴尬。后来我有些急了,对汤先生说:“您是思想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特别想和您抬抬杠。”听我说到要“抬杠”,汤先生转过头来,眼神一亮。

接下来,谈话才真正开始。我们谈到了北大的传承。汤先生似乎对沙滩红楼的老北大依然眷恋,总觉得自1952年迁到燕园的新北大在气质上发生了某种变化,乃至断裂。我想,从这个角度看,汤先生的《儒藏》编纂,或许就是想接续那种精神吧。不一会儿,乐先生返来,我只好起身告辞,准备翌日登门拜访。

在朗润园采访完乐先生,我又向她表达了想和汤先生聊天的想法。乐先生见我坚持,只好到汤先生的书房去问他的意见,没想到汤先生居然同意了。

我走进汤先生那间四壁皆书的房间,刚刚说了几句话,门铃就响了。来客是一位老教授,他有要紧事和汤先生谈,没办法,我只好再次告退。

隔一天,我又打电话给乐先生,她说汤先生没时间。第三天我再打过去,话筒里听见汤先生在一旁轻轻地笑,隐约听到“抬杠”。他终于有时间见我了。

可能是因为几度折返,谈话少了不少客套。我们交谈的内容直接畅快。《儒藏》自然是要谈的。对于今后工作如何开展,汤先生有些忧虑,却又坦然。他承认,到生命的最后,估计也不可能看到《儒藏》的完整面貌。不过他坚信,在他有生之年,肯定能完成一套《儒藏》的精选本。现在看来,汤先生以他的韧劲达成了目标。想必他没留遗憾。

缘起同住一楼的季羡林先生,更多的,我们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汤先生说,就在不久前,季先生因病再度住进了301医院。而他的晚年景遇,引发了汤先生对“大师论”的不满,他反对将大师的帽子戴到季先生的头上。他说:“现在哪里有什么大师?季先生自己也很反对这个呀!”数年后,当我看到这顶帽子又出现在介绍汤先生的文字中,心中颇觉愧疚。

汤先生也不愿接受“哲学家”的名头。我以思想家相称,他十分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有那么一点儿思想”。不过据我所知,他的魏晋玄学,他的道教研究,他对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考,都有重大的价值。

他个人喜欢“老师”这个身份。谈话中,他经常用“老师”称呼师长、同事乃至后学。他特意谈到了年长十余岁的周一良老师。显然他认为,已经过世的周先生,与他的人生颇有交集,颇多共鸣,也很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命运以及心路。他提到周先生的一枚闲章,上面刻着“毕竟是书生”几个字。他说周先生还对他说,毕竟是书生后面还有一句,叫“上了某某某的当”。说到这里,汤先生与我一起大笑,笑出了眼泪。

汤先生晚年明确反对现代新儒家的路子。他说,希望把儒家思想和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这样的尝试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在于怎么做?“至少在我看来,很难从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之道,而且是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

秋天下午的太阳很好,汤先生提议我们出门走走。楼下的小湖因清淤而干涸,飘满了金黄的落叶。沿着岸边走了一阵,汤先生觉得累了,我们又坐到长椅上聊天。聊到愉快处,汤先生笑着说:“良知之树掉下来的(种子)就能开出一门科学?我也搞不清楚。”那一刻,他对真理的直率与坦诚,让我不由得想起汤家的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或许,为人与为学本来就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秋日偏斜,西风渐冷,我准备告辞。汤先生说他要坐上片刻,等乐先生下楼。他独坐的背影,还有橙黄的余晖,今天依旧留在我的记忆里,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