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的税收较量

201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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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17世纪的世界政坛,有3个彪炳千古的重要人物不能不被提及,这就是俄国沙皇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路易·迪厄多内·波旁和中国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彼得一世被尊为彼得大帝,路易十四被尊为路易大帝,康熙被尊为康熙大帝.这是3个极为强劲的统治者,他们的统治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下了不灭的印迹,但其结果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他们对税收政策的运用,和由税收政策引发的经济链条,以及由经济链条导致的直接影响是其中的关键.有人说,世界上最吸引彼得大帝

在17世纪的世界政坛,有3个彪炳千古的重要人物不能不被提及,这就是俄国沙皇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路易·迪厄多内·波旁和中国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彼得一世被尊为彼得大帝,路易十四被尊为路易大帝,康熙被尊为康熙大帝。这是3个极为强劲的统治者,他们的统治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下了不灭的印迹,但其结果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他们对税收政策的运用,和由税收政策引发的经济链条,以及由经济链条导致的直接影响是其中的关键。

有人说,世界上最吸引彼得大帝的有三件事:战争、海洋和外国。

当中国的封建制度进入到康熙统治的鼎盛时,彼得一世所处的俄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农奴制正在那里盛行,神职人员愚昧无知,文学暗淡无光,数学和自然科学无人问津。这个具有2.05米的沙皇以比他的身高更高的视野上洞察到了这个国度的悲哀,他下定决心要改变它。于是,他乔装改扮,率领一个250人的使团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船长,在英国造船厂干活,在普鲁士学射击,走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和军火库,参加英国议会举行的会议,想尽千方百计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和行政管理方法。

为了改变俄国封建落后的传统,他左手提着一把剪刀,右手拿着税收政策与传统的思想作斗争。他要做的是剪掉俄国人汹涌膨胀的大胡子,改变他们粗笨的衣装。从300多年前开始,俄国人都开始留胡子,他们认为胡子是上帝赐予的饰物,一个人整个身体的灵魂都凝聚在胡子之上,怎么可以说剪就剪呢?彼得不这样看,他说这正是俄国落后的表现。于是,在一次欢迎他从欧洲回来的宴会上,西装革履的彼得一句话也没说,首先向他忠心耿耿的大臣谢英发难,一剪刀下去贵族们便大惊失色,嚎啕大哭。一时间,顽固抵制沙皇成了整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彼得说:“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你们谁要是想留胡子,可以!官吏和贵族每年上缴60卢布,平民30卢布,这叫胡须税。”这种世界上最奇怪的税种却在沙皇俄国的西方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打破了闭塞陈旧的价值观念,为俄罗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列宁说:“彼得为加快野蛮的俄国学习欧洲文化,不惜采取野蛮的方法和野蛮作斗争。”

战争是伴随彼得一生的大事。因为他对海洋异常向往,他要改变俄国内陆国的状况,冲向世界。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波罗的海。作为17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瑞典控制了波罗的海沿芬兰湾、涅瓦河口一带,阻止俄国通过波罗的海与西欧国家交流。为了夺取这个出海口,彼得一世与瑞典之间展开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

为了维持战争所需的庞大费用,彼得对农民的征税和间接税使财政收入达到了250万卢布。但这些仍无法供应军费日益的递增。于是,窗户税、火炉烟囱税、门税、澡堂税等奇奇怪怪的税收名目被写进了彼得统治时期的税收历史。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1718年,人丁税被引进俄国。彼得在全国开始人口普查,对不论年龄大小的所有男子都征收人丁税,使这一税收成为整个国家税收的基础,也使农民的税收支出增加了2倍。因为赋税增加,激怒了很多俄国人,他们试图以叛乱制止彼得的增税行为,但都被彼得无情的镇压下去。因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打通海岸线,实现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快速接轨,实现俄国的强大。

为了支持他的军事行为,他全力发展工业,支持对外贸易,鼓励商人到国外去做生意。鼓励外国人到俄国投资办厂。商人开办工厂的国家给予贷款和各种优惠条件,大批农奴也被引进工厂成为从事工业的工人。同时,他颁布关税条例,保护、扶植民族商业,对进口的外国商品课以高税,力求多出口,少进口。

在市政方面上,彼得实行了有利于上层商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给工商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他们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确保国家对军费的需求得到满足,保证整个军事封建帝国机器运转提供了保证。

彼得的税收政策支持他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也支持他建立了强大的俄国海军,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海军之父”。他先于他的时代200多年认识到西方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使俄国很快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路易十四即位时的法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荷兰。这个只有1.54米执政70余年的波旁王朝代表人同时也是一个致力于法国领土扩张的强硬派人物。他在位时,先后4次发动战争扩展版图,从而改变了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的基本格局。为了支持他的战争,他将重商主义发展到极致,他的得力宠臣柯尔伯将他的思想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

路易十四非常重视保护和扶植国内的手工业。他先后颁发了190项有关工业生产的法令,并对那些工厂主大加赞赏。他还通过给工场主发放贷款,封赐特权,颁发补助金,由国家出资兴建皇家和私人手工工场,招徕国外能工巧匠提高技术等手段发展手工业生产。他不断提高商人的待遇,对于一些大商人给予贵族的头衔,激发他们从事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他还重视商品的质量,允许在精美产品上镌刻上王室的徽章,对于生产劣质产品的制造商要求带着枷锁去游街。那时,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被要求参加工作,甚至孤儿院的孤儿和乞丐都被发动起来参加工厂生产。他的政策使法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一些工厂的管理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

路易十四实施了保护关税的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从奥尔良运到南特的货物需要在28个关口付税,这成为制约法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发展经济,保护自己的工业,抵制欧洲封建领地重重设置关卡造成的障碍,他实施了“关税同盟”政策,建立了包括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皮卡尔迪、香槟、勃艮第等14个省的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撤销关卡,实行商品流通自由。当他发现一些进口商品的销量大增时,便提高这些货物的进口关税。而国内的基本原料出口则要课以非常重的高税,阻止原料出口。他甚至还降低了奢侈消费品的税率,刺激国内消费。

路易十四的税收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那时的对外贸易公司急剧增加,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北非公司等相继建立。通过外交途径法国还与土耳其、丹麦、瑞典、英国等国签订了商约,使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海上运输不断扩大,法国商船总吨位从1664年的12.5万吨~15万吨,增加到了1688年的22万吨。

不仅如此,路易十四还听从柯尔伯的建议,大量裁剪不打仗的军队,实施财政改革,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减少“达依税”400万,其他税收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偿还了战争所欠的巨额债务,而且实现了“要让乡亲们的每个礼拜日锅里都有一只鸡”的诺言。

异常有趣的是,在法国国内独身猖獗的风气下,路易十四又一次举起税收政策的大棒,取消了一项针对已婚青年和人口众多家庭的父亲的税收,以此惩罚年青的单身汉,使这一违反人性的独身现象得以遏制。

路易十四的税收政策保护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取得了与英国抗衡的实力,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著名的凡尔赛宫便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提起清朝的康熙大帝,中国人不约而同会想到他平三藩,续修柳条边,收复台湾,征服葛尔丹,统一中国大业的鸿篇伟业,这些都与彼得一世和路易十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会联想到他的税收政策——“摊丁入亩”。

确实,康熙皇帝在中国封建统治上的功勋是不可否认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和视野上观察,他的税收政策的确值得商榷和反思。

先说“摊丁入亩”。这个税收政策事实上是明朝“一条鞭法”的继续。历史上,丁银(人头税)和田赋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穷丁和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两个税目征税会导致大批无地农民逃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明末清初一些地区出现了“丁随地派、均丁于地”的赋役改革。康熙51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由于丁银额数固定化,丁随地起,田多丁税多,田少丁税少,无田无丁税,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了。但是,运用“黄宗羲税收定律”纵观整个税收负担,总体税收负担还是比较繁重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摊丁入亩”税收政策的实质是对小农经济的封建统治本身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和国家体制没有根本触动,整个清朝经济的马车还是在小农经济的轨道上慢条斯理懒懒散散地行进,商品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发展严重滞后。

再说康熙对手工业的政策。康熙对发展中的工场手工业采取严加限制的政策。当时对于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工匠人数、工资定额;对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被允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进行销售。另外,对于工场的工人实施严厉的人身限制——“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同时,康熙也不忘记使用他的税收政策,他对这些行业课以高额税金。而且,整个封建统治内关卡林立,重重重税肆意盘剥商人。不仅如此,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行业竞争,以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再说康熙的对外贸易政策。康熙初年,他废除禁海令,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线生机。但是,32年之后,一纸禁海令使一度开启的帝国之门又轰然关上。平定台湾后,虽然海禁令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4处进行,还必须是由官商开设的公行进行,商品进口数量及种类严加限制,产品出口更是少之可怜:南宋高宗时的市舶司岁入达200万两,如果按照10%的税率计算,那时的年外贸总值应当在2000万两左右。而500年之后的“康乾盛世”外贸总值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可见,“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几千公里的海岸线,成了束缚整个帝国的绳索和紧箍咒,与彼得和路易大帝想法设法打开海岸线,冲向世界的做法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这样的状况仅仅在100年之后便有了最直接的结果。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了国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被迫签订,从南到北,一片片土地被割让,人民含辛茹苦的血汗被源源不断地赔给列强,清朝政府在屈辱中苟延残喘时,人们遥望着圆明园冲天的烈火,惊愕地发现“八国联军”中恰恰就有俄国和法国,康熙大帝的后世子民已经沦为彼得大帝和路易大帝的阶下囚。蓦然回首,在100年前欧洲、亚洲和欧亚大陆大三角的那场税收较量中,康熙大帝其实早已一败涂地,那时他就为他的子孙们埋下了一颗税收种子,这颗种子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的经济,为日后清朝政府的软弱、落后、挨打和屈辱埋下了沉重的伏笔。人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从肌体内部早已衰败,掩人耳目的只是光鲜的外壳罢了。

一个国家强大的后盾是实力,积攒实力必须依靠发展经济,调节经济必须依靠税收手段。一定的税收政策必然决定着与之对应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方向。天下之礼,概莫能外,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