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好恶心 杨锦麟打车被宰风波:老百姓仇官心态的原因?
近日,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因副市长向其道歉遭网民批判,事件发酵十天后,他首次接受采访回应此事。杨锦麟称,事件虽小,但其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打车被宰”引致如此大的风波,杨先生始料不及。起风口源于杭州副市长的一通电话,对副市长的致歉电话,杨先生“真有点不知所措”,而对于网络上随之而来汹涌讨伐,更让杨先生遭遇尴尬。从起初的支持到飓风版的逆转,杨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仇官情绪的发酵。对于杨先生躺着也中枪的事实,本人深表遗憾,但就杨先生就此得出的“社会仇官所致”的结论,认为有待商榷。
先说说什么是仇官,简单地说,就是对官员有不满,甚至有仇恨的心理,是一种社会心态。从心态根源来看,是公众基于日常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对于官员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有罪推定”心理定势。正如杨先生所观察到的那样:“政府的公信力持续受到民间社会的质疑,众多网民对以权谋私、走人情、靠关系有恶感和排斥,甚至对官员整体形象都有下意识的抵触”。
不可否认,社会仇官情绪弥漫已久,但具体到杨先生此番遭遇来看,界定为仇官情绪所致,有失偏颇。
从事实本身来看,网民所鞭挞的是对杭州有关部门选择性执法的事实,换言之,网民所不能容忍的是有关部门的媚权。这里的权不是指权力,而是指权威。杨先生之所以能得到副市长的电话道歉和有关部门的迅速行动,不是因为一个公民的权利遭遇了侵害,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知,是得到社会认可的权威人物。从这一点看,整个事实与对官员的不信任和“有罪推定“并无关联,说是仇官,显然言过其实了。
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是,整个事情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仇官情绪是有关联的。官员“偏爱“公众人物,确实可以激发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也因为有着这样情绪的发酵,才会让整个事件迅速上升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如果简单地界定为某种情绪所致,这显然是低估了暗含其中来自民众对利益的正当抗争。
就此事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利益和秩序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导火索在于一个社会问题的非制度化处理。具体到此事而言,“乘车被宰”是普通人和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的利益风险,如何实现利益的表达,当公权力牵涉其中时,那就存在合理划分和整合利益边界、制约和安排权力边界、保障权利边界。
这就需要边界秩序的构建,以确保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和利益实现的有序与社会稳定。简而言之,“打车被宰风波”,与其说是“社会仇官”情绪的表达,不如说是民众在利益表达的正式制度阙无或者无序下的正当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