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事件 “仇官说”也是误读
12小时之内,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从一个“受害消费者”变成了“恩将仇报者”。他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却因副市长向其道歉,遭遇了网民的批判声浪。事件发酵十天后,他首次接受专访,直面此事的网络声浪。“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杨锦麟对记者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回顾起来,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意味的私人性公共事件:杨先生在萧山机场打车被宰,微博吐槽后,网民声援如潮;等到官方“意外”介入,这种雷霆般解决的速度又让网友深感受伤——于是,杨先生从一个普通的受害消费者,直接划归为特权荫庇者。此后,随着“宰客司机曾提醒杨先生遗失物”等细节被几何级放大,杨先生更是从喜洋洋摇身成了灰太狼。
在解读完地方客运乱象之后,公众的兴趣更多地聚焦在舆论“变脸”上。有人说,如果发微博的不是“杨锦麟”,乘客还会如此“幸运”?答案显而易见。遗憾的是,对网友的态度转变,杨先生解读为“仇官”:“在普遍的仇官情绪之下,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可炫耀的。”
“粗暴站队”式舆论,固然呈现出非理性的色泽,但众声喧哗果真是“仇官”使然?“仇官”是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常被用来解读所有关乎权力作为与权力身份的事情,但它本身或是个伪命题:一是官员本身也是为人父母、子女或友朋,戴上官帽,未必就变得不可亲近;二是如同“仇富”的说法一样,必是先有权力失范或财富失衡,然后才有近乎成见的“仇恨”。
具体到公共事件而言,如果说人们在“仇”,仇的也是权力越界,而断不至于因为“官”的身份就划入异类。
舆论在杨锦麟事件上的“变脸”,并非“仇官”,而是对市侩权力的敏感与警惕。杨先生固然没有索取特权,但公权主动以VIP的待遇贴近公众人物,这种选择性执法,背后的逻辑昭然:在功利化思维里,杨先生早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被放大了影响力的媒介工具,那么,其权益处境往往带有广告效应,美谈还是恶评,关系到地方的面子——因此,杨先生肯定不是被宰得最狠的,问题解决得却几乎是最快的。
对此,网民“羡慕嫉妒恨”,实则权利对等的诉求的一种表达,与恶意的“仇恨”沾不上边。
官也好、富也罢,“牢骚太盛防肠断”。在这个万事淡定的年代,动辄以“仇恨”逻辑度人,实在无益于公共议题的探讨。这样的议程设置,若非刻意矮化舆论水准,也难逃捣糨糊的嫌疑。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