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的儿子 段苏权“暂授少将”的“历史问题”
在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段苏权因1934年11月底至1937年11月这一段掉队后又归队的历史被人质疑,被划入有“历史问题”的人,致使被“暂授少将”。这一“暂授”便成为永远。 段苏权的“历史问题”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在受命危难时被迫掉队 任弼时、萧克、王震奉命率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经过历时两个多月、跋涉7000余里的西征,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为红二军团)会师。
此时的川黔边苏区,由于开辟不久,尚不巩固,且人烟稀少,粮食等物资严重不足,回旋余地有限。湘、黔、川三省敌军又正尾追而来。军团决定向回旋余地较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湘西转移。为确保东征的胜利,大部队转移时,决定以黔东、德江、川黔边独立团700余人,外加红六军团300多名伤病员组成新的黔东独立师。
该师配备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300支,每支步枪配子弹3至5发。这些配备要完成承担的任务显然是不够的。
黔东苏区的范围,由于湘、黔、川三省敌军的尾追合围,此时已大大缩小了,南北仅六七十里,东西二三十里,人口不过3万。苏区内仅有党员50名、团员20名,加上这里地瘠民贫,部队筹集给养十分困难。
此外,敌人有正规军4个旅和多如牛毛的杂牌军、民团。可以想象,经过长时间远征、劳顿尚未消除的独立师,带着几百名伤病员在这里执行策应主力东征任务的困难有多大。正因为如此,贺龙、任弼时决定由年仅18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段苏权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由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调来任黔东独立师师长。
段苏权尽管没有思想准备,尽管深知任务艰巨,却没有半句遁辞,欣然从命。贺龙明确地告诉段苏权:黔东独立师最急迫的任务是牵制敌人,策应主力向东转移。
大概在20天以后,可以向主力靠拢。 次日,段苏权紧急召开了黔东特委会议,传达了军团首长的指示,然后抓紧时间理顺工作,依靠群众迅速将300余名伤病员作了安置。
傍晚时分,挥师西南,佯装主力大踏步向黔东苏区中心开进,沿途书写“黔东根据地不能丢!”“与黔东工农共存亡”等标语,以吸引敌人。 段苏权、王光泽的这一招真灵。29日,黔东独立师一进入黔东根据地中心地带,贵州军阀王家烈急调正在追击红二、六军团的李成章、王天锡部6个团速返黔东。
川敌达凤岗旅两个团、黔军第三师第四旅等纷纷掉头向黔东根据地合围。段苏权、王光泽率部在中心区域与敌周旋,苦战10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自己损伤也不小。
为紧紧拖住敌人,赢得主力东征的时间,段苏权、王光泽率部挺进至印江、松桃、江口三县的结合部――梵净山,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们以这里为依托,构筑工事,发动群众。很快,敌军尾随而至,在梵净山周围又形成新的包围圈。
几经战斗,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至23日,独立师的处境更加危险了。段苏权、王光泽在黔东与敌周旋已超过20天,估计策应主力东征的任务已完成,便决定率部跳出包围圈,去与主力会合。
当日夜里,段苏权、王光泽率部跳出了敌包围圈。不幸的是,11月25日下午,他们在入四川省秀山县梅邑镇时遭敌伏击,段苏权被冷枪击中,其右脚踝骨被击穿,骨头碎裂,鲜血直流,不能动弹。敌人紧追不舍,部队必须继续前进,负伤的段苏权成了部队前进的难题,王光泽不得不含泪将他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段苏权就是这样掉队了。 王光泽挥泪告别段苏权之后,于27日率部进入川湘交界的大板场,遭敌伏击。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他们被迫化整为零,分路突围。
突围中,王光泽被俘,后英勇就义,大部分战士牺牲或下落不明,仅有贺礼保、彭仁山几人找到了主力。 在痛苦与磨难中求生存 段苏权率领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身负重伤的段苏权却活下来了,有人便怀疑他。
他掉队后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段苏权在昏迷中被抬到了四川省秀山县雅江乡的一个小村子里。这里居住着李木富等几户贫苦农民。李木富善良、厚道,对红军有恻隐之心,立即端来一碗红薯稀饭喂给正在伤痛中煎熬饥肠辘辘的段苏权吃。
为防备团兵搜查,李木富将段苏权安排在屋后一个月牙形山洞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段苏权藏匿的事很快被挨户团所知晓。一天早上,一伙团兵来到月牙形山洞,将段苏权全身搜了个遍,结果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一气之下,他们决定枪毙段苏权。在这危急关头,李木富连忙向民团头目求情:“他已经是个残废人,动不了,快要死了,你们就免他一枪吧!……”民团头目瞪了段苏权一眼后,便吆喝民团下山去了。
一连几天,李木富和一个12岁孩子苏登胜常来给段苏权送饭送药,但总不见好转。段苏权摸了摸伤口,发现伤口有不少碎骨头。为了活下来,为了早日赶上部队,他决定要把这些碎骨抠出来。他咬紧牙关抠,终于把伤口里的碎骨头一一抠净。
半个月后,段苏权可以稍微挪动了。他用两只手掌和膝盖当支点,一跺一跺地来到李木富家,说出了自己今后的打算。他想到人多的地方去,或许可以打听到部队的消息。如果找不到部队,他想回茶陵老家。
李木富理解段苏权,请木匠给段苏权做了副拐杖,还送给他一个土碗。这两样东西可帮了段苏权的大忙! 段苏权将拐杖顶在腋下,一左一右地随着他的一条腿的蹦跳交替前行。他几经艰难才来到了川湘边境人口较密集的茶洞镇。
他的伤口恶化了,左脚趾头也因感染给烂掉了。他双脚失去了行走的功能,行乞时,他不得不改用屁股走路,将拐杖放倒在地,两手撑在拐杖上,两脚翘起,屁股擦着地面挪动,整个身子上仰而行,改行乞为坐讨。
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因残疾沦为叫花子的,不是那种好吃懒做、以讨为业的人,不时有人将一个、两个铜板施舍给他。几圩下来,有了两吊多铜钱。好梦不长,一天夜里,一个牛高马大的叫花子把段苏权坐讨来的钱抢了个精光。
面对遭劫,段苏权又不敢说话,怕暴露他的红军身份。 一天,段苏权在一卖油货摊前烤火,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一件破棉袄,并向他透了信:民团看出他是个红军。得到消息,段苏权拼命地蹦跳,逃离茶洞镇,来到永顺县的王村。
他在王村磨蹭了一段时间,依然没有探到红军的消息。从王村流过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王村有直通岳阳的水路,于是段苏权萌生了经岳阳回茶陵养伤的念头。这天,他来到河边,见一艘卸完米的船正准备直下岳阳,便向船老板苦苦哀求。
得到船老板同意后,段苏权便置身于船头的一角,一路滔滔直抵岳阳。到岳阳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爬上了一列汉冶萍公司去萍乡装煤的火车。他在醴陵下车后,又沿路乞讨,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圩场。
在这里,他遇上了茶陵老乡刘维初。刘维初将他接到自己暂时安在醴陵的家。刘维初的妻子帮段苏权理了发,给他换了衣服。刘维初懂医,为段苏权洗净伤口,还买来了中草药给他吃,给他敷。
经过40天的调养,段苏权便能直立行走。此后,段苏权的父亲段生日知晓他的下落,便赶到醴陵,将儿子悄悄接回茶陵尧水高径老家。 在身份暴露后韬光养晦 段苏权14岁离开了家乡尧水高径,回来时又是一副落魄的样子,国民党高径地方当局没料到他是红军队伍里的大官,只将他作为“协从”看待。
段苏权回到家里时脚伤没有痊愈,不能出门。为儿子活命,段生日忍气吞声地忙开了,张罗着请豪绅、保甲长喝酒,以求“杯酒释嫌”。事后,段苏权被迫去顶了“任务工”,只因此时筑碉堡已完工,他被安排在乡公所当杂役,干些扫地、打水等杂活。
杂活不重,却侮辱难受。一次,乡长周济章打了他两个耳光。他拳头紧攥,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但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好将这口气咽下。“任务工”一完,段苏权便在家里有些待不住了。身处逆境的段苏权萌生了外出寻找革命队伍的想法。队伍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