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周恩来张爱萍在抗战初期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故事

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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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此时,上海战事已起.日军正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第三战区守军进行激烈抵抗.上海市郊战火酣热,硝烟弥漫.宁沪火车也因此受到影响,开开停停,到了苏州火车再也无法前行.张爱萍一行只好绕道苏嘉铁路到嘉兴,然后再由嘉兴转浙赣铁路的列车前往沪西的龙华镇. 此时的张爱萍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到达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近两天一夜的路程,他们总算到了龙华,并意外地见到了专门开车前来接他们的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带着张爱萍一行驱车前往市区.在上海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刘晓.潘汉年.刘晓与张爱萍早在红军时期即熟悉,若干年后

此时,上海战事已起。日军正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第三战区守军进行激烈抵抗。上海市郊战火酣热,硝烟弥漫。宁沪火车也因此受到影响,开开停停,到了苏州火车再也无法前行。张爱萍一行只好绕道苏嘉铁路到嘉兴,然后再由嘉兴转浙赣铁路的列车前往沪西的龙华镇。

此时的张爱萍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到达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近两天一夜的路程,他们总算到了龙华,并意外地见到了专门开车前来接他们的李克农。

李克农当即带着张爱萍一行驱车前往市区。在上海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刘晓、潘汉年。刘晓与张爱萍早在红军时期即熟悉,若干年后的相逢,彼此均十分高兴。刘晓告诉张爱萍:“毛主席已经把对你的任命电发到我这儿了。现在就由你们几位为主,组成江浙省委军委。你任书记,我再给你安排一个熟悉情况的陈家康为军委秘书。”

“行,到这里一切听你安排。”张爱萍回答得很干脆。

“好吧,现在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办公地点,你们就住跑马厅上海饭店,那里也就是省委军委的临时办公地点。你现在就算上任了,一会儿让陈家康陪你们去上海饭店。”

刘晓交代完后与张爱萍紧紧地握了手。张爱萍感觉到了一种力量,那力量中包含着期待和信任。

张爱萍就这样参加了江浙省委的工作。此时省委的构成为: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

张爱萍对工商业大都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并不陌生。此前他曾两次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以后又在红十四军营教导员任上因战斗负伤后到上海养伤,并从上海奔赴中央苏区。这次重返上海,虽然环境依然熟悉,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他肩负的责任也不一样。

以后张爱萍回忆说:“这次回上海工作在我一生中是工作性质或工作形式的大转折,即由从属地位转变为领导地位,由群体工作转变为独立或相对独立工作。在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中,我是跟着摇旗呐喊的。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运动及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基本上是上边决定什么自己就干什么。

初当红军及到中央苏区工作乃至长征途中当了师、团领导,仍然是在做具体组织落实或实施上级批示的工作。可是到上海主持省委军委工作就不同了,尽管大政方针已定,但怎样去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更多人商量,基本上是靠自己拿主张、出路子、定盘子。因此,这段不长时间的工作对我锻炼不小”。

虽然困难不少,但张爱萍仍然充满信心。他以上海为支点,面向江浙,开始了全新的军事领导生涯。

“中共代表团要你们立刻撤到武汉”

上海战事越来越严重,省委对于“八·一三”抗战的前景作了充分估计。省委认为,国民党军队一定会从上海撤退,日军一定会占领上海。上海一旦沦陷,军委秘密隐蔽在市区来指挥农村的游击战,肯定不方便,也不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萍准备离开上海饭店,拟将军委迁到农村去。考虑将来在农村开展游击战的需要,张爱萍又组织开办了游击短训班,对象是做难民工作的学生党员。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张爱萍自然是训练班的主讲人,同时负责授课的还有吴克华。

当时有学员向张爱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讲的都是红军在山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的周围地区都是平原水网地带,该怎么打游击呢?”

张爱萍还真的被问住了,因为确实还没有研究过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课后,张爱萍和吴克华等军委的几个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认为上海外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是平原河网地带,但农村广阔,村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占领所有村庄,它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镇。

而我们则可以在有条件的各村庄里分散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等到队伍发展了,再根据实际敌情,相对集中行动,进而发展成游击军,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简言之,即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昼伏夜出,相机打击敌人。

张爱萍把这一设想提交省委和刘晓讨论。省委同意张爱萍他们提出的上海外围农村是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观点,也同意他们的初步设想。张爱萍把这一意见再带到训练班去请大家讨论。学员们表示,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却赞成张爱萍的观点,觉得是可行的。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学员分别被派到苏南、苏北和浙东游击区参加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张爱萍与省委军委正准备撤出上海到郊区开展工作时,突然接到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指示:以省委军委为主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张爱萍兼任书记,原省委管外县工作的吴仲超为副书记。然而非常时期,情况可谓瞬息万变。很快,中共代表团又有新的指示:张爱萍和吴仲超立即前来南京接受新任务,准备到浙江去工作。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张爱萍对省委书记刘晓建议:“是不是先派吴仲超一人到浙江,我仍撤到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

这时,张爱萍更多考虑的仍是在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因为那是毛泽东在延安交给他的任务。

但刘晓有些为难,认为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必须执行。于是,张爱萍、吴仲超、陈家康匆匆启程赶赴南京准备前往浙江。

此时,日军已截断了京沪、沪杭路,并向南京进攻。张爱萍等只能从上海坐船到南通的天生港,经泰州,再乘外轮到南京。船靠码头,三人急忙赶往傅厚岗六十六号,却见人去楼空。后来得知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到武汉。

南京城此时一片混乱,周围不断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国民党军队已溃退,国民政府机关也分别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

面对南京的状况,张爱萍不免大失所望。但当他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遗弃的大批枪支弹药时,眼前突然为之一亮。张爱萍对武器太敏感了。为了坚持游击战,他也一直在考虑武器的问题,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去浙江了”,张爱萍显得很兴奋。他继之又对吴仲超和陈家康说:“把这些枪集中起来,就地组织打游击。”

面对陈、吴疑惑的眼神,他说:“老陈辛苦一趟去武汉,将这里的现状和我们的设想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并请示。”

陈家康当即离开南京。而张爱萍与吴仲超则坐镇收枪,准备打游击。

然而,张爱萍的想法与武汉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并不一致。很快张爱萍即接到陈家康从武汉打来的电话,陈家康告知:“中央代表团要你们立刻撤到武汉”,口气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张爱萍不禁有些怅然,亦有些惋惜,收集到那么多武器,却不能够发挥作用。尽管他认为利用这些武器,开展游击战不失为很好的决策,但中共代表团要求他到武汉自然有新的任务和安排。

南京城依然硝烟弥漫,烽火连天。张爱萍和吴仲超与混拥的人群一道撤出这岌岌可危的六朝古都。

张爱萍再次回望烟雾笼罩下的南京,古城轮廓依然,却是朝夕难保,破城在即。以后张爱萍曾有诗说道:“可怜六朝繁华地,硝烟散处入梦遥”。

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张爱萍开始了他的武汉之行。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也大多集中在这里。《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这里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

中国共产党早在这年9月即派董必武抵武汉,随即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中旬,周恩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率中央代表团也到武汉。当时考虑到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组成人员大致相同,故经中央同意后,将两个组织合二为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

人员组成有: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

长江局下设有5个机构,分别为: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当时中共在武汉的工作刚起步不久,急需抽调大量人员前来工作。张爱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周恩来直接点将到武汉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