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后人 北洋总理靳云鹏的黑白人生
[ 导读]靳云鹏晚年皈依佛门,还煞有介事地自号为“智证居士”。
“武夫当国”的北洋时期,军阀政客、官僚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潮起潮落,上演了一幕幕悲剧、喜剧、丑剧、闹剧。这些军阀政客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结成联盟,明争暗斗,相互厮杀,弄得硝烟不断、国穷民怨。两度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算得上是个特殊人物:身为皖系骨干,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另三人为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之首,却同时和直系、奉系政要关系密切;一手把持军政大权,另一手伸向经济领域;善打“政治麻将”,玩弄权术,但在外敌面前尚能保持民族气节。
其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彰显了民国乱世的风云变幻。
出身贫寒发迹军营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济宁人。祖上务农为业,兼做肩挑商贩。父亲早丧,靠母亲邱氏卖煎饼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幼年就帮家里干活,经常走街串巷卖煎饼、卖水,有时替人搬运货物,以贴补家用。艰难困苦的生活,使靳云鹏逐渐养成知命安贫、胆小怕事的性格。
有一年,他和弟弟一起外出卖水,不小心水车溅了当地士绅孙尚书的儿子,当场被孙家仆役暴揍了一顿,临走时还警告要再到靳家问罪,兄弟俩十分害怕,连夜用水车载着母亲和妹妹逃往济南,以经营染布为生。后来,靳家又转赴烟台谋生,过着四处飘泊的生活。
18岁那年,因家中生活难以为继,靳云鹏走投无路,应募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军营生活枯燥,每逢节假日,官兵都爱上街游玩。靳云鹏因手头拮据,常常躲在宿舍里看书习字,从不走出营门。有一天,段祺瑞巡视营房,发现一名士兵正在练字,便询问原因。
这名士兵报告说,自己每月的饷银都寄回家赡养母亲,还不够用,所以争取多识字,考上随营学校,以便能养家糊口。段祺瑞听后,大为感动,询问姓名、籍贯,答称“山东靳云鹏”。从此,段祺瑞记住了这个名字。不久,靳云鹏果然被补入随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段祺瑞部服役,颇受重用。
1909年,云贵总督李经羲请段祺瑞推荐军事人才,段即举荐靳云鹏。很快,靳云鹏走马上任,担任云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李经羲重视边防,重用思想激进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李根源等人。靳云鹏建议少用留日士官生,遭到拒绝,遂不断将云南情况密报袁世凯和段祺瑞。
武昌起义后,蔡锷等人准备在昆明起义,靳云鹏闻讯后立即向李经羲告密,并献计将李根源等人外调,以分散革命力量,使蔡锷孤掌难鸣。此计尚未实施,蔡锷、李根源已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和七十四标起义。靳云鹏伙同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负隅顽抗,不敌而败。
他化装成轿夫,在混乱中逃出昆明城,借道越南,然后兼程北上,投奔正在河南的署理湖广总督段祺瑞。见爱将归来,段祺瑞非常高兴,当即密电袁世凯,让靳赴京汇报云南局势。从北京归来,靳云鹏即参与机要,成为段祺瑞的亲信。
主政山东皖系骨干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委派靳云鹏到山东接任第五镇统制,会办山东军务。1913年9月,经段祺瑞力保,靳云鹏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都督。靳上台后,立即在济南设立军警督察处,四处密布警探,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出兵山东,开始与德国争夺山东权益。作为守土之官,靳云鹏不是采取有效措施抵抗日军的侵略,而是忠实地执行袁世凯的妥协政策,与日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仅使日军占领合法化,而且还给予其继承德国在胶济沿线的矿山经营权。
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唆使亲信假借民意发动请愿和劝进活动。靳云鹏自然不肯错过这一向袁奉迎巴结的机会,立即在山东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积极上演“劝进”丑剧。又参与14省将军联名密电,呈请袁速登帝位,被授予伯爵称号。
靳云鹏还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对山东革命党进行残酷镇压。后来袁世凯正式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连袁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不赞同。靳云鹏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和冯国璋一起策动5省将军联名通电,就劝袁世凯取消帝制问题,征询各省意见。
此事走漏了风声,被袁党事先察觉。靳云鹏先出一招,于1916年4月29日致电袁世凯,公开劝其退位。袁世凯收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召靳进京面谈,就在靳赴京途中,下达了免去其山东督军职务的通知。靳云鹏劝退未成,反被对方撵下了台,心里很是窝火。不过,这让他博得了“反对帝制”的名声,为日后在北京活动增加了政治资本。
袁世凯去世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总揽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靳云鹏作为段的亲信,继续受到重用,迭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处长、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被称为段氏手下“四大金刚”之首。
他竭力效忠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主张对德宣战。而总统黎元洪依仗美国和国会的支持,反对对德宣战。双方势如水火,终于酿成著名的“府院之争”。段祺瑞成立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靳云鹏秉承段的旨意,亲自指挥军警和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包围国会,殴辱议员,企图用武力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拒绝。
段的行为引起公愤,黎元洪下令免去其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段祺瑞通电下野,带着亲信退隐天津。靳云鹏等人献计于段,劝其怂恿张勋复辟倒黎,然后再去张以自重。
段祺瑞采纳此计,派人向张勋游说。6月,一心复辟的张勋率辫子兵进京。7月1日,把12岁的溥仪再次推上皇帝的宝座,宣布取消民国,恢复大清,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段祺瑞以靳云鹏为总参议,在天津组织讨逆军西进。困守北京的张勋孤立无援,很快便一败涂地。黎元洪被迫辞职,由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入主内阁时,正值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段为消灭异己,大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由于直、皖两系矛盾激化,冯国璋逼迫段祺瑞再次辞职。1918年1月,靳云鹏召集北洋将领举行天津会议,并领衔发表通电,竭力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摇旗呐喊。冯国璋在内外逼迫下,让段官复原职。
这时,靳云鹏与同为皖系骨干的徐树铮发生矛盾。两人同为段祺瑞的亲信,又同在参战陆军部任职,但徐树铮处处揽权,不把靳云鹏放在眼里,使靳深为不满。同年12月,钱能训组阁,靳云鹏出任陆军总长。在1919年初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为索要军饷与段派财政总长龚心湛当堂大吵,在互相攻击谩骂中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来源。
段祺瑞闻讯后勃然大怒,将靳云鹏叫去大骂一顿,使靳产生了脱离皖系的念头。4月,西南地方实力派通电全国,反对“军人干政”,矛头直指徐树铮,靳云鹏率先发电拥护。
段祺瑞恼羞成怒,指使安福国会进行倒阁活动,赶走钱能训,扶持龚心湛代理总理,徐树铮协助处理公务,进一步排挤靳云鹏。双方明争暗斗,势不两立。靳云鹏不甘心坐以待毙,便暗中联络直奉两系军阀和总统徐世昌,谋求上台组阁,以便和徐树铮抗衡。
两次组阁四面楚歌
靳云鹏虽为皖系大将,却与直奉两大势力关系密切。他与直系首领曹锟为结拜兄弟,与奉系头子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为了各自的利益,直奉两系都支持他上台。1919年11月5日,靳云鹏正式受命组阁。他表面上对段祺瑞很尊重,所有阁务都请示后再实施,但实际上想摆脱皖系而独树一帜。
上任不久,他以“济南血案”和侵吞军饷为由,将山东督军张树元撤职,改派自己的亲信田中玉接任。不过,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时时以上司自居,动辄对他严加训斥,这让靳云鹏很是没面子。
1920年1月,日本公使提出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说帖,靳云鹏在段的压力下不敢否决,但慑于舆论又不敢贸然答应,只得将此事搁置不理。由于皖系的扩张,引起直奉两派的不安,于是组成八省反皖同盟,鼎力倒皖。双方调兵遣将,大战一触即发。靳云鹏进退维谷,不得不于同年7月辞职回家。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再次通电下野,靳云鹏不仅没有受牵连,反而由于亲家翁张作霖的力荐,于8月9日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上台伊始,他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一要促进南北议和;二要裁兵;三要整饬纲纪;四要整理财政。
在当时军阀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下,这些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靳云鹏想方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他暗中联络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军阀,企图组成以自己为首领的军事力量,与直、奉两系抗衡。
由于形势变化迅速,这项计划并未实现。在财政经济方面,他力图打破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长期把持财政、金融、交通等部门的局面,向这些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1921年4月25日,他邀请曹锟、张作霖等在天津开会,作出改组内阁的决议,逼迫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辞职,由靳派潘复、张志潭继任。
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曹锟四弟、直隶督军曹锐埋怨内阁分配军费不公,靳云鹏委屈地说:“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曹锐反唇相讥:“你当不了就不当。”靳云鹏怒冲冲地站起来回击:“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曹锐也不客气,针锋相对道:“你滚蛋好了。”靳云鹏如何忍受得了,气得跳脚大嚷:“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一气之下,他打长途电话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准备办理移交手续,同时把眷属也接回天津。眼看靳云鹏就要辞职,大家都不想撕破脸皮。最后还是张作霖出面说合,一场风暴才渐渐平息。
经过这次争吵,各方都不愿在正式会议上闹成僵局,所以重要议题转移到麻将桌上洽谈。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动辄输赢数十万元,全由政府掏腰包。靳云鹏打的是“政治麻将”,为逢迎张作霖、王占元等巨头,总是做输家。这一招十分有效,在麻将桌上赢了钱,军阀们一高兴,便不好意思再提军饷的事。
然而,“政治麻将”毕竟效果有限,再多的输局都无法让靳云鹏把总理的位子坐稳。他与旧交通系结怨颇深,对内阁总理宝座觊觎已久的梁士诒亲自出马,竭力挑拨靳云鹏与张作霖、徐世昌的关系。同时利用财政方面的优势扼制内阁,使靳云鹏筹措军饷的计划屡屡受挫。
张作霖支持靳云鹏组阁是为了让他充当自己的傀儡,为奉系效犬马之劳。不料,靳云鹏上台后,却有自己的主张,对张的要求常常讨价还价,采取敷衍态度。尤其令张不快的是,靳任内阁总理期间,直系获得鄂、豫、陕、赣、皖五省地盘,而奉系只拿到地瘠民贫的热河,张怀疑这个儿女亲家有意偏袒直系,于是产生了撤换对方的念头。
同时,因为争夺烟酒事务署这块肥肉,靳云鹏和总统徐世昌也闹得不可开交。靳云鹏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不得不于同年12月18日提出辞呈。
经商敛财吃斋念佛
下野后,靳云鹏暂时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在天津英租界过起悠闲自在的寓公生活。他将注意力转向经营实业,聚敛财富。他利用自己的人脉,竭力拉拢济南商会会长张肇铨等人,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勾结,以中日合办的名义,成立胶东鲁大矿业公司,自任中方理事长兼总经理。有靳云鹏这棵大树罩着,鲁大公司营业兴旺,赚了不少钱。
早在山东督军任内,靳云鹏就在济南发起创办鲁丰纱厂,指派亲信潘复一手操办。后该厂经营大权被大股东庄仁崧父子所把持。他们营私舞弊,把工厂搞得一塌糊涂。靳云鹏下台后,联合黎元洪之子黎绍基、王占元、田中玉等大股东,攻击庄氏父子的斑斑劣迹,迫使其拿出十几万元来平息众怒。
接着,靳云鹏出任该厂董事长,其他出力者分占董事、监事席位。此外,靳云鹏还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面粉公司,并广泛投资于房地产业。全盛时期,他拥有独资或合资企业20多家,总资产达6500万元。
在政坛扑腾了大半辈子,晚年靳云鹏虽然腰缠万贯,但仍不能忘情于做官掌权,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总是幻想东山再起,重返政治舞台。1926年夏,直奉两系联合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张作霖又想起了这个老亲家,提议由久疏官场的靳云鹏出面组阁,可此事由于吴佩孚的坚决反对而夭折。
一年后,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与手下将领商议总理人选,有人主张非靳云鹏莫属。靳本人闻讯后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拟好就职宣言,预备进京上任。不料吴佩孚又致电反对,而奉系实力派张宗昌等人却主张任用潘复,使靳云鹏的总理梦再次落空。
做官不成,靳云鹏转而吃斋诵经,皈依佛门,还煞有介事地取法号“智证居士”。他在天津英租界15号路(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佛堂,每日念经不止,又时常和同居一城的旧军阀孙传芳一起去广东路(今唐山道)居士林礼佛听经。
后来居士林无人操持,面临解散,他和孙传芳出面联络天津商界人士,发起集资将东南城角的清修禅院改建为天津佛教居士林。建成后,他自任林长,孙传芳为副林长。定期由富明法师讲经,男女信徒分坐听讲,靳、孙两人分坐于首席,风雨无阻。
可是,居士林后来发生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副林长孙传芳被前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开枪打死,血溅佛堂。人们望而生畏,一时不敢涉足其间,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僻境。
居士林所在的胡同口电线杆上挂一盏大莲花灯,上书“南无观世音菩萨”七个字。天津市政府以其有碍交通下令拆除,靳云鹏闻讯后,派人持函晋谒市长张廷谔,请求保留莲花灯。张不但不予理睬,还宣称这灯有迷信色彩,即使不妨碍交通也得拆除,绝无通融余地。
靳云鹏碰了硬钉子,气得脸色铁青,半晌说不出话来。凑巧,过了几天,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命令张廷谔请靳云鹏去北平会面。张接到这个命令,惊得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老蒋会主动提出要与这名失势的军阀晤谈,只好硬着头皮登门拜访。靳云鹏起初不搭理他,等张说明来意,便一拍桌子,对其破口大骂,直骂得张落荒而逃。靳仍不解气,对着张的背影继续大骂不休。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靳云鹏尚能保持晚节,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出山,组织华北伪政权,都遭到他的拒绝。
1951年,靳云鹏在天津南海路寓所走完其74年的漫漫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