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后人 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在西林后人的传承和影响

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在西林后人的传承和影响

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在西林后人的传承和影响句町君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是一位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虽然他似乎没有这方面的系统专著,但却有过许多关于教育救国的言论和行动。并且,据笔者研究发现,他的这种教育救国思想还在其家乡的后人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影响。

1、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是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行动体现岑春煊之所以十分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就是因为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当年,在勤王护驾途中,他就是这样回答慈禧太后关于如何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其仓惶西逃之耻的:“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

学校者,人才之所由出也,故必广兴教育始。”岑春煊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其数十年的人生中,他曾经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山西任职时,他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和山西农林学堂,分别是我国最早的省级大学和农林专业学校。在他的首创之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终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

后来,在两广总督任内,岑春煊更是分别在广东和广西创办了众多的大中专学校。通过举办这些学校,岑春煊为我国近代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这是史学家们早就公认了的。与此同时,岑春煊也十分关心和重视家乡的教育及培养家乡的人才。

其老家那劳的南阳书院,是他的父亲岑毓英于光绪二年(1876年)创办的,原本是一所岑氏家族的私塾学堂,只招收岑家子弟就读。在山西任职时,他便经常给家人来信,不但再三嘱咐家人一定要办好南阳书院,而且还要求家人要把南阳书院办成“家乡人民的书院,切莫把它只办成岑氏家族的书院”。

你看,这是十分有远见的。在两广总督任内,他还在广州买了许多学习用品,命人送到家乡支持南阳书院的办学。

晚年,当家乡的亲人专程到上海看望他时,他惟独没有忘记的是南阳书院的办学情况。当他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南阳书院已停办时,便十分痛心地批评他的亲人说:“不关心家乡的教育是愚蠢的;不关心家乡的教育,不说别人,就连你们都不过是一群山牛!

”随后,岑春煊还特别要求其亲人回到家乡后,一定要立即恢复办好南阳书院。为了尽快培养家乡的人才,岑春煊还捐了2000两白银,设立一项教育基金,专门用来作为家乡学子前往外地求学或参加科考的路费补助。

据说民国初年赫赫有名的“西林三秀”(即原西林县城定安的农姚典、那劳的韦家瑞和西平木顶的农最荣)及百色师范(百色学院的前身)的创始人岑永杰等人,之所以能分别到南京和香港等地读书,就是得到了这笔基金的援助。

2、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在其家乡后人的传承和影响许多事实证明,岑春煊的教育救国思想确实在其家乡西林县的后人中得到了传承和影响,而且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比较根深蒂固。例如,所谓的“西林三秀”诸人及百色师范校岑永杰,他们当年分别在南京和香港等地学成之后,本来他们都有条件在外地做官,但却都选择了回乡办学。

“西林三秀”中的农最荣,当年曾是西林县独一无二到香港读书(时人称之去香港留学)的一个学子。

学成后回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据说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原本决定派他到越南从事外交工作,但他却毅然回到了家乡。回到西林家乡后,县政府本来让他从政,先安排他到西平乡担任乡长,后来又让他到县政府任县长助理。

但他却推辞不干。他这样县里说,如果要从政的话,他早就到国外去或者在广州、南宁做官了,根本就用不着回到西林来。最后,不管人们怎样劝说,他还是决意回到他的老家木顶村来办学。据说,当时的县政府觉得他确实人才难得,太可惜了,于是曾几次三番地派人来请他出山,但他都婉言谢绝了。

对此,家乡的亲人也很不理解,有人曾问他为何有官不当而来这穷山沟里办学?他对亲人们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有文化,而你们都没有文化,那么就像一个人只有躯干而没有手脚和其他器官一样,这样的一个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西林三秀”中的另外两人即农姚典和韦家瑞也是一样,终其一生基本上都是从事于教育工作。农姚典除了在学校任过教之外,曾担任过县教育科科长。

韦家瑞则不但自己一辈子都在乡村任教,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韦定通和韦定仍都继承其父的遗志,长期在中小学或教师进修学校任教。至于岑永杰,原来在南京学的并不是教育专业,为了自己将来在家乡能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个专长,他竟然改学了教育心理学。

毕业后,他本来至少可以在南宁或桂林某所大学谋个职,但却毅然回到家乡的桂西穷山沟里创办了百色师范。从以上这些西林学子之所以都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无一例外地回乡办学的情况看,他们难道不是受到了岑春煊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承和影响么?更何况当年他们还得到了岑春煊教育基金的资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