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耿彦波为什么走了 大同市长耿彦波后台硬 大同市长耿彦波妻

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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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另一位知情人士则透露,丰立祥家住太原,每周五下午都会赶回200多公里外的省城,通常周一下午才会出现在市委大院.这个习惯除非有上级领导来,一般不会打破. 因此,虽

另一位知情人士则透露,丰立祥家住太原,每周五下午都会赶回200多公里外的省城,通常周一下午才会出现在市委大院。这个习惯除非有上级领导来,一般不会打破。 因此,虽然在大同主政多年,他在当地仍显得面目模糊,似有似无。

很多人对他的落马都感到诧异,理由是印象当中,他做过的事情太有限。 特别是在大同任职两年后,丰立祥迎来了新的工作搭档耿彦波。 耿彦波是山西晋中和顺人,比丰立祥小1岁,以个性鲜明、性格火爆著称。

调任大同后,他以强势作风掀起了“造城运动”。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觉得好多官员都不行。”多位与大同市政府接近的人士坦言,耿彦波是个“工作狂”,每天从早到晚什么都抓,而且事无巨细、身体力行,这也使他的风头很快全面盖过丰立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耿彦波在2009年写过一篇《大同赋》。这篇作品初次亮相就在大同城乡规划展览馆,之后成为当地文化标志之一。

2012年,大同大学书法专业师生曾用各种书体书写《大同赋》并举办主题展览,作为大同市长的耿彦波出席了开展仪式。 多位大同官员对澎湃新闻表示,表面看来,两人相处还可以,不像外界传的那么糟。特别是大同这几年在城建方面取得的成绩,没有丰立祥的配合和忍让,耿彦波也无法顺利开展工作。

“平时遇到关键性问题,他们也会互相商量,比如2009年云冈石窟景区因违法建设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这个困难也是两人共同面对并解决的。

”多位大同官员回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关系似乎又有些微妙。 一位接近大同市委的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耿彦波事情多,总在现场办公,经常不参加市委常委会议。

这一行为也被旁人解读为不把书记放在眼里。 丰立祥也在试图“捍卫”自己的“一把手”地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丰立祥十分注重自己的媒体曝光率。有关他的报道如果出现错别字,丰立祥本人马上就会发现。

他还曾因为耿彦波经常上“头条”而自己的新闻比较少感到恼火。为此,当地媒体特别做了调整——尽可能增加书记的内容。如果书记和市长同一天各自有活动,必须确保书记的版面。

“后来只要有丰立祥的新闻,耿彦波就基本上不了头条。”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 “上头条”的尴尬在2013年2月结束。 2013年2月7日,山西省委任命耿彦波为太原市委副书记。

紧跟着第二天,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耿彦波为太原市副市长,代理太原市长。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不少大同人感到意外。大同市规划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回忆,2013年2月3日,他们还在向耿彦波汇报新一年的工作计划,没有发现任何市长要调走的征兆。

也是在2月3日这一天,《大同日报》头版刊登了耿彦波被山西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市委书记”考察对象的公示。 这是继2011年12月后,耿彦波第二次被列为“市委书记”考察对象,这个信号也被各界普遍认为,他将接替丰立祥出任大同市委书记。

因此,当耿彦波调任太原的消息传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在大同爆发。 请愿从2013年2月12日开始,持续近一周,其中不乏市民下跪、打横幅、喊口号等举动。 “刚开始市委、市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先给省里汇报。

”一位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回忆,请愿活动进行到第五天左右时,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深夜赶到大同传达省委指示,将这一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

时隔一年半多,当金道铭、丰立祥先后落马,山西省委原书记袁纯清调离后,另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仍表达了谨慎的看法。 他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参加请愿的人大多数都是出于自愿。只不过,请愿开始的时间是大年初三,在大同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其时照片冲洗店、打印店基本都关门了。一夜之间能出现大量条幅、标语和照片,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这个疑惑“丝毫”不会撼动耿彦波在一些大同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离开大同1年零8个月后,10月22日下午,数十位老者聚在大同古城四牌楼附近,热议对象依然是“身边的政治”。

“老耿来的5年,大同变化比过去30年都多。”年过50的老刘至今还住在古城内的棚户区。他说,如果不是耿彦波去年调走,拆迁慢下来,今年冬天也能住进有暖气的楼房了。

73岁的老段对耿彦波“白加黑、5 2”的工作方式充满钦佩。大同有句话叫“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包括他在内,很多人都见过在工地忙碌上的耿彦波。

在数十位老者的记忆中,耿彦波面容清瘦、皱着眉头,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老百姓当面找他反映问题总能当场解决——这与传统语境下的“清官”形象几近吻合。

耿彦波留给不少大同市民的好感,也让丰立祥处境颇为被动。 在大同的8年时间里,丰长年在市委的办公室,老百姓很难见到本人。新闻报道中的他基本都是在开会发言,对普通市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吸引力。 这也是中国地方执政者一个很常见的景象。

书记和市长,本是市委和市政府的“一把手”。前者是党内职务,定基调、统揽大局、掌管人事;后者是行政长官,负责具体行政事务。 他们分工不同,赢得的关注度也有所不同。

这也是为官之道的一门“学问”,有人重视上级评价,懂得经营“官声”,有人热衷深入基层,善于积累“民望”。 当耿彦波被调离的消息传出,“民望”再一次集中爆发——不少参与2013年初请愿活动的大同人认为,是丰立祥占着书记的位置,耿彦波才不得不离开。

当时亦有人编出“空谈误国丰立祥、实干兴邦耿彦波”的段子,揶揄这位当时的市委书记。

“人事任命最终还是省里决定的,老百姓的心情能理解,不过看法还是太偏颇了。”当地一位政府官员颇有些无奈。 碍于身份,他不愿对丰、耿二人做更多评价,但也承认,耿彦波在他心目中堪称“完美”。

挺与倒:为城市发展牺牲的大同人 在“挺耿派”众多的大同,王建是个异类。 他原本住在古城内北城墙脚下,2011年9月遭遇强拆,期间还因为言论不当、行为过激被公安机关拘留多次。

王建反对拆迁的理由很简单,补偿不合理。政府给的补偿标准时拆一平米补一平米,安置房的面积如果超出标准,要按相应的阶梯价格购买。 “大红本的房子,2002年左右买的,政府要拆,装修没有补偿,搬到城外也不算地段差价。

”因为不接受安置条件,王建带领他所在小区的近百拆迁户硬扛了大半年。他也曾拦住耿彦波当面表达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坚持到最后的王建在拆迁前一天分到了相对理想的安置房,之后政府还以困难补助的形式拿出11万元作为补偿。

可王建并不打算罢休。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态度强硬,就会和大多拆迁户一样,租房、排号、等待新房分配、贴钱买房,住到距离老城七八公里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2012年、2013年拆迁的人没住进安置房。

”王建决定用镜头记录古城拆迁。一年多期间,他至少见证了50起强拆,其中包括自焚、跳楼等抗拆事件。 这些亲眼目睹也让王建越来越失望。在他看来,古城虽然气派了,但是缺少了原始的人烟味儿,城市虽然靓丽了,但建起来的多是高楼大厦,和真正的老百姓生活离得太远。

像王建这样坚定的“倒耿派”,在大同略显孤单。过去几年,相当数量大同市民遭遇拆迁,但大家的态度多为无奈,或抱着顾全大局的想法。

“毕竟环境好了,城市有变化了。”一位曾住在古城华严寺旁边的“拆迁户”坦言,十多年前,大同人街上走一圈,鼻孔都是黑的,如今马路宽敞、干净了,空气质量也排到了全省第一。就冲这个,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 “大同人深爱大同的历史文化,怀有浓烈的古都情节。

”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告诉澎湃新闻,1972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的周恩来总理曾表扬大同的文物古迹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同人很早就认识到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同市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张滃也直言,为了古城,大同人确实做了不少牺牲。 据他介绍,大同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1982年,大同与北京、承德、南京等另外23座城市共同入选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同市为全国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一同入围的,还有大连、重庆、青岛、无锡等。 这是大同的辉煌,也是大同的痛楚。最近30余年,由于国家战略布局、煤炭产业的局限、主要领导更换频繁等原因,这座城市的地位已经被边缘化。

以最近两年为例,大同GDP总量仅高于阳泉、忻州,位列山西省第九。今年7月开通的大(大同)西(西安)高铁,实际只有太原至西安段通车。地处山西北部的大同,至今连动车都没有通。

“看着资源枯竭、城市落后,大家也希望找一条新的出路。”张滃认为,不少大同人表现出对耿彦波的支持,说到底还是对家乡发展的渴望。 这种借古城改变现状的想法至今未看到明显成效。 根据大同市旅游局统计,今年“十一”黄金周,大同接待海内外游客294.

7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3亿元,旅游接待量排在晋中、太原和运城之后,位居山西省第四。 “现在主要受制于交通,等高铁通车,游客量肯定会增加。

”在张滃看来,大同古城古朴、新城充满张力,星级酒店等配套设施已经完善,旅游经济将是大同资源匮乏一个重要补充。 这些美好愿景仍需要时间检验。

在大同古城关帝庙附近,一位开饭店的女士正打算转租商铺。“平时没什么人,就算来了,也就简单转转,留不住。”据她介绍,这家店100多平米,年租金6万,总体还是赚不到钱。 这座面积3.

28公里的古城,曾是大同最繁华的地方,随着拆迁和重建,商业全面萎缩,贴有“转租”或“招商”的商铺比比皆是。 一位老人站在贯穿古城东西的大西街头感慨,“以前这儿是商业街,可热闹呢,现在野草都1米多高了。

” 穿插在仿古建筑之间的,是破落的小巷和简陋的平房。它们在“焕然一新”的古城景区显得格格不入。

“水都停了,用水还要走十来分钟去别人家挑。”王女士的家就在南城墙下的邮电巷。如果说当初让搬走还有点犹豫不舍,留下来的住户前所未有地盼着拆迁。 从她的家门口环顾四周,南面是恢弘的城楼,北面是新铺的青石板路,面前两米不到却是一片废墟。

那本是去年8月拆掉的民居,拆完之后不了了之。 住在古城的居民也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不便。特别是政府为了环保,从去年起禁止在古城内燃烧原煤,要求使用型煤。住户们普遍认为,型煤没有原煤好用,做饭、取暖热量上不来,到冬天就特别难熬。

同样在等待的,还有部分和政府做生意的建筑施工方。一位参与古城灯光照明工程的人士透露,市政府迄今还欠着他们七八百万的款项,类似情况在其他工程队也普遍存在。 就在不少大同人都希望这股转型发展的“阵痛”尽快过去时,闻名全国的“大同速度”却随着耿彦波离开放慢脚步。

西城墙修复两年有余,至今仍未合拢。北城墙外的护城河,挖了填,填了又开挖。棚户区的居民很久没有听到要拆迁的消息。

修复完成的四合院大门紧锁,巨大的广告牌试图将废墟现场围挡。 “他走了,很多事情都慢下来,甚至进行不下去了。”一位关注城市建设的大同市民表示,耿彦波通过个人能力给大同带来了巨大改变,唯独遗憾的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康有序的机制。

大同人的担心,政府早有察觉。早在去年2月,耿彦波的继任者、大同市长李俊明上任之初就表达了“五个凡是”,承诺政府工作的连续性。 大同市规划局一位现任领导也明确表示,两任领导工作方式、风格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所有工作都在按部就班进行。

目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在编制古城保护规划,预计明年出炉。 这座还在拼命追赶时代的古老城市,仍有许多“未完成”需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