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讲述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

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上世纪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不想背叛,对***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作为父亲的黄维,在这个从出生之时便从未谋面的女儿那里,曾经没有占据位置,但是女儿却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强烈的“在乎”。而对黄维“在乎”的人,是他执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嘘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护城河离开了人世。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那是在1965年。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35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17岁的黄慧南在生活中并不缺少父亲,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单亲孩子。

“父亲的温暖来自姨夫黄崇武,他是上海复兴中学的教师。黄崇武的父亲黄梅兴,与黄维、杜聿明、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同窗,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次日殉国,是中国抗日战场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

“黄梅兴殉国后,黄埔的老同学对黄崇武很照顾,他与杜伯母(杜聿明夫人)、杜致礼(杜聿明女儿)、郑伯母(郑洞国夫人)都十分熟悉。姨妈比我妈妈小8岁,她一直在我妈妈身边生活、上学。姨夫和姨妈也是这么认识结婚的。”

父亲被俘后,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妈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报所工作,后调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中学教书。我喊姨夫‘爸爸’,姨妈‘妈妈’,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姨夫不是我的父亲,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当知道有个父亲等待黄慧南去见面的时候,一种不搭界的情绪笼罩着她,她很坚决,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夫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在这个豪华的饭店里,黄维自己单独住了一个房间。一见到父亲,黄慧南很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这个老人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然后找些话题与女儿聊天。

比如,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对父女的谈话并不是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的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

61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他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组织参观非常的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黄维说:“***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黄慧南这时并不知道父亲离开自己时,母亲还在怀孕中。那是1948年夏天,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2.黄维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

在武汉,黄维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黄维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都由不得黄维不愿意,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黄维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几乎一直在陈诚第十八军任旅长、师长、军长,深得陈诚信任,在此用人之际黄维自然难以推脱重任。

但是,十二兵团的主力部队是原***军整编第十八军,该军兵力已相当于一个兵团。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同时兼任整编十一师师长的职务。胡琏认为兵团司令官非己莫属。然而第十八军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由于桂系与中央军的矛盾众人皆知,第十八军长胡琏自然难当此重任。

在陈诚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推荐下,久离军队的黄维在各方博弈下出任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任命为副司令的胡琏,一怒之下便以父亲病重为由离开了部队。就这样,黄维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这位得意门生的要求。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黄敏南曾回忆说。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蔡若曙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丈夫会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至于当年如何被俘,黄慧南一直没有去主动问父亲,但是随着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渐多,当年的一些细节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1948年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宿县附近的双堆集。11月27日,在黄维突围当天,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反戈一击,打乱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廖运周后来回忆:“我向他(黄维)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3个师好,把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以随时策应。

’黄维见我敢于挑担,又替他着想,很是高兴。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连声说‘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他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我们行动。”

12月1日,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抵达双堆集,12月7日,胡琏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琏和宋希濂,并放映电影《文天祥》。随后,胡琏带回消息“自行突围”。12月10日晚,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

12月15日晚,黄维下令突围。黄维与两个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跟着突围。吴绍周放弃乘坐坦克,在兵团部附近坐以待俘。黄、胡两人知道此次突围凶多吉少,带了大包安眠药,准备情况紧急时服药自杀。陈诚之子陈履安曾告诉黄慧南:“胡琏把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给了黄维,就是这辆从未启动过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胡琏坐着旧坦克反而没事,跑了出来”。

胡琏突出重围后,遇到了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先逃到蚌埠,后去了南京,开始了与黄维完全不同的人生。黄维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

3.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共创始人之一***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

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1952年的一次学习中,学习组长董益三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回应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一家的手里了。

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不饶人,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后来,董益三和父亲都在***工作,又住在同一单元里,他们有时候会坐同一辆公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父亲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十分大气的人,他总是那么耿直、那么真实,没想通就是没想通,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想通了,他会实心实地去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是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

在上海,黄慧南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4.获释的名单里没有黄维的名字

八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

黄敏南在凤凰卫视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而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丈夫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了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这个名单里并没有黄维的名字。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妈妈总在这么想”。

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让她备受煎熬的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专家诊断确诊的。”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

10年后,蔡若曙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在监狱里,潜心研究“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则毫不知情。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军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亲在昆明、重庆组建远征军、编练青年军,防守大后方,与美军及武器装备有过广泛的接触。1947年春,父亲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装备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新式武器装备有广泛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黄维也向黄慧南讲起灵感从何而来。“那是爸爸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他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

黄维说: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

但是,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为了阻止黄维的研究计划,黄维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的论证后,答复称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并将理由和理论依据写好退回给黄维。

黄维研制“永动机”的消息也传到了蔡若曙母女那里。为了说服黄维配合改造,以便早日获释与家人团聚,蔡若曙和黄敏南经常去监狱劝说。黄敏南曾回忆说:“我带了很多永动机不能实现的书给他看,他气得要命,就给扔掉了,他就很顽固。他认准的事情,就非得这么做不可,你们说归你们说,他非得要他自己得出结论才行。”

黄维有自己的理由,在一篇论文里,他写道:“在科学技术史上,许多重大发现,最初总是由大胆的猜想开始,逐渐得到证实,并发展成为科学史上重要成就。关于征服‘重力’创制重力发动机的设想,不妨作如是观。”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再试验。

1963年郭沫若到秦城监狱视察,1959年已经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转至秦城监狱的黄维把改进后的图纸交给这位中科院的院长看。同样文科出身的郭沫若看不懂,转交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答复依然是“不可能实现”。在张治中等人的帮助下,***总理在审阅了黄维的设计图后批示可以研究。从此,战犯管理所对黄维开展研究予以配合。从1964年开始,黄维在监狱专设的实验室里进行科研。

1968年4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秦城监狱里人满为患,黄维等战犯就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曾回忆: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我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不是黄维第一次获此优待。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黄维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附睾结核、精囊结核。1952年,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大量腹水,“父亲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战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还专门派武警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着。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黄维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是,那时的黄维仍然怀着抵触情绪,他认为政府给他治病为了要“口供”,不过他不再在学习心得会上进行反驳对抗了,而是选择沉默,直到后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研究。

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这台“永动机”的失败虽然不足以让黄维放弃,但是也触动了他的内心。现实残酷的是,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一平方米大小。

特赦后,爸爸还在家里研究,他让我抄写要上交的‘永动机’方案的报告和他写的论文;我哥黄理也被调过来研究,他是学机械的来帮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我姨夫的学生,以及他的朋友,不少人都协助过。

”黄维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他倾注大量心血的多个“永动机”都先后失败了,但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科学研究精神也被人所称道。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黄慧南也来到了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黄慧南说:“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

黄慧南说:“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分子,就让她回去了。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恢复了联系。”

若曙:我现在在开始学习《***宣言》这一光辉文献,要买参考材料《***宣言提要和注释》,定价只一角六分钱,请你马上买一本寄来,不要耽搁。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给妈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我外婆和我妈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妈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黄慧南,也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2年开始,黄维与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

293名战犯。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3月23日招待宴席上宣读。这封信后来由***带给了***。***看后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这一年,黄维71岁。“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前门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文史专员,享受***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在等待丈夫27年后,蔡若曙终于等来了与黄维团聚的时刻。黄慧南评价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对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认为不可能会释放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已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她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出问题的却是执著的蔡若曙。

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

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用孤独和坚守,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一种决绝来告别团聚。无论是守候和告别,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蔡若曙就是这样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一些文章中,对蔡若曙鲜有提及,唯一提及的是黄维兵败后,她去找胡琏领抚恤金,“不料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说全军覆灭的将军,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提及此事,黄慧南说,“没听家里人说过。我倒是听我姨妈说起,胡琏突围出来后,住在上海仁济医院住院养伤。1949年1月,姨妈陪妈妈去医院看望胡琏,主要是为了打听爸爸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