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禹的后人 王效禹其人其事之二

革委会建立后,夺权武斗仍此起彼伏,王效禹把此归因于解放军的插手,1967年2月,在京老帅对企图搞乱军队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反击,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们的抗击被诬为“二月逆流”,并遭到批判,从而在全国开始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

王效禹把此当作排挤、打击山东军队势力的绝好机会,把山东的动荡归罪于济南军区。他说:“咱们山东也有‘不见得派’,反‘二月逆流’,我对他们保早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翻案,他们(指的是某某某副司令、还有某某某副司令)是山东‘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某某某、某某是黑干将。后勤部和装甲兵根本没转过来,现在出的问题根子就在这里。你们找几条线追上去。”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王效禹决定搞“反复旧”,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开始故意抬高自己,再次使用二三夺权时的伎俩。故意在社会上散发《中央首长谈王效禹》的传单,说王效禹是三红四最干部,即省革委主任、解放军政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级别最低、薪水最少、威信最高、水平最好,“王效禹同志是毛主席信赖的,中央支持的,反对王效禹同志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在毛泽东思想山东学习班上,康生说:“我过去根本不认识王效禹。你们山东谣言真多,造到我们头上来了。”至于王效禹和康生两个人谁在说假话,待考证。

1968年11月中旬,山东省革委召开地市负责人会议,号召向济南学习,强迫全省大反“复旧”。全省的反“复旧”是有组织有计划搞的。据韩金海后来揭发,王效禹亲自单线给泰安、昌潍、淄博、济南等地区部署了一整套反军计划。

如通过泰安地革委整理某某某副司令的材料,指令济南市整武装部,整武装部是追某某某,通过插手军内“四大”单位就某某某,让昌潍地革委去整某某某的材料,又让傅健吾在省军区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追某某某为“逆流”翻案。组织组进驻红卫兵、工宣队,追后台,还是追军区。又叫市红卫兵揪王新阳,还是揪王新阳的后台,也还是军区。通过韩金海整宋兆义,整他和市武装部的关系。通过这些线,王效禹反军是无孔不入。

有一次,王效禹对张仁初说:“这一次你和傅健吾还有某某某打了冲锋,是很好的喽!可是这股有情势力是很顽强的,你看杨司令、袁政委是不想搞下去了,再搞就搞到他们的头上去了,以后这个账再算吧!”张仁初说:“这些人都修了,我完全拥护政委把盖子揭开。

”王效禹说:“现在还不行,搞不好要出问题,你要是司令员,问题不早就解决了吗?”王效禹还想把省军区整编,控制武装部。他说:“省军区有什么用,这么一大摊子,我看把他们合到省革委来算啦,算省革委的一个部门,这不更一元化吗?”“那些武装不好事干得不多,地区的问题还不都是他们搞的?我看用两个办法解决,一是个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再是给他们派政委,青岛我准备让杨葆华给他们当政委,济南也派一个。

前几天杨恩华、张廷藻去搞了一下,他们就老实了,这些人和地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在地方上早就揪出去了。”

王效禹不仅想控制山东,还要控制整个华东,当所谓华东军区的政委。一天,韩金海到王效禹的楼上去,只听见王效禹、刘崇玉、杨葆华等人正在楼上高谈阔论。杨葆华见韩金海上楼来了,很兴奋得给他说:“金海,我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韩金海问。杨葆华说:“要建立华东军区,效禹同志去当政委,华东都属效禹同志领导了。”王效禹一言不发,刘崇玉说:“效禹同志是主席信赖的,跟着效禹干没错,这是葆华说的,你可别乱传。”

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山东省第五次全体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之后,王效禹在全省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的时候,也是王效禹最为紧张的时候,他知道,反复旧对他来说就是一场赌注。要么成功,彻底掌握山东大权;要么失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梦想他的这次行为能够像文革初期起来造反那样,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赏识。但是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最高领导人的心事也与那是不同。那是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以便达到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的想法是稳定局势,把社会稳定下来。毛泽东的想法也就决定了将来王效禹的命运。

二三夺权之后,王效禹多次对别人说:我们夺了走资派的权,我们不住楼房,给我安排住平房就行了,屋里摆设要简单。但当把她安排住在平房里后,他就不高兴了。刘崇玉更是到处发牢骚,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最后,工作人员在省委第一宿舍给他选了一座小洋楼。

这座楼是原来的省委常委、监委书记王子文住的。由于对军队产生怀疑,王效禹要求撤出负责他敬畏的一个警卫班,换上他的心腹孟庆芝的文攻武卫队伍。但和支队伍也被人称为棒子队。

1968年11月,王效禹以研究如何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为名,在南郊宾馆开了一个会,请济南军区负责同志参加。一开始,王效禹就策动一些人向军区负责人恶毒攻击,一直攻击了两天半。1968年11月,王效禹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济南部队杨副司令员发动料突然袭击。他操纵一些人,一夜之间,在济南贴满了打倒杨副司令员的标语,在杨副司令患重病的情况下多次组织揪斗。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天,王效禹对他的亲信韩金海讲:“看来省革委这个全部在我们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搞成了独立王国,除了张承良经常在北京开会以外,其他那些常委都跟着他跑,孙琦经常给我汇报,杨国夫从北京回到济南,是某某常委、某某常委去接的他。

革委大院,赵(修德)仍然搞两面派,明里听我的,暗里是听济南军区的。彭世杰这个人头脑简单,成了挡风墙,市红卫兵进组织组十几天了,成绩很大,省红卫兵也进了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光这些小孩子不行,要组织工宣队进去,去了以后,工作一个阶段,好的留下,这样政权就巩固了。

”接着,王效禹说:“革委机关要很好整顿一下子,你去生产指挥部,刘长茂在这边搞整顿,各委会在增加几名有干劲的常委和副主任,就出不了大问题了。”

于是,韩金海按照王效禹的旨意,准备进驻省生产指挥部。王效禹吩咐韩金海说:“你以‘山工总’的人员为基础,组织各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

韩金海说:“工总的人员都抽出去了,是不是在充实一部分人员?”王效禹说:“不用了,工总今后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你是副主任,带队进去,是名正言顺,‘山工总’和生产指挥部都得听你的” 生产指挥部就是‘山工总’,‘山工总’就是生产指挥部。”

当韩金海问到工宣队的组成和任务时,王效禹说:“杨国夫在生产指挥部搞了不少的鬼,去了通过批判杨国夫把权掌起来,人员不要多,要精明强干,要能文能武,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五十至六十人就可以了嘛。”在谈到整顿机关的比例问题,王效禹指出要大量增加群众代表,群众代表不得少于50%。

当时,‘红山指’的红卫兵已经进驻省生产指挥部,韩金海担心不好控制他们,想把他们撵出去,于是,韩金海向王效禹提出,‘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那些同学都进去了,这怎么处理?是不是让他们走。

王效禹说:“‘红山指’那部分人,你们也要把他编到工宣队里去,他们都是学生嘛,早了几年反,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带头的给他个副队长,这样有好处,不然他们要造你们的舆论的。”韩金海恍然大悟,感到王效禹确实比自己高明,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红卫兵的要求,而且在无形中吃掉了“红山指”,使他控制的“山工总”的地位更加重要。

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后,对生产指挥部的解放军进行残酷迫害。王效禹又在政权建设、下放干部、定领导班子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指示。在班子方面,他们把原来的九人领导小组扩大成为一个29人的所谓领导集团。同时,韩金海等根据王效禹的旨意,建立了一个由王效禹亲信组成的办事组,办事组由韩金海的铁杆和一部分有业务工作能力的人组成,因此,29人的领导班子成员实际上也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

王效禹对韩金海说:“你看着哪个不行,你给三支两军办公室说一下,就把他弄回去散了。”

对原来的省生产指挥部的干部如何处置,王效禹和韩金海商量了几条意见。即年轻力壮的上大学校,带着老婆孩子的上农场,革命委员会的家属留下,愿意回家的回家。

在二三夺权后,王效禹就向把省革委搞成他的铁杆班子。他常对他的亲信说,要向铁托学习,要向岳飞学习,搞八千子弟兵,搞铁杆部队。韩金海在掌握了省生产指挥部的大权后,按照王效禹传授给他的掌权诀窍,自上而下建立了他的铁杆班子。一时间,工宣队成了当官队、抢权队,队员都搬上了生产指挥部,住上了小楼,坐上了汽车。

反“复旧”开始后,王效禹知道自己树敌太多,整天是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一会儿有消息说临沂来了短枪队,要刺杀他;一会儿说军内的造反派来信说,军区要刺杀他;一会儿有消息说六十八军来了一百多人给他捣乱。1968年11月中旬,王效禹对他的亲信韩金海等说:“六十八军到济南来了一百多人,要给我捣乱,你们要有个准备,如果要来冲,组织上几千人,都给我捉起来,给我搞这一套,我是不客气的。

”话虽这样说,王效禹还是很害怕,后来吓的得了一场病。

刘崇玉见大事不好,赶紧把韩金海叫去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老韩(指王效禹的警卫员)又回了家,叫彭世杰跟政委跟了半天又不跟了,你是个副主任,你要对政委的安全负责,你们整天喊支持王效禹,支持王效禹,现在有人要刺杀王效禹,要是死料,呢们都得完蛋。

我看叫‘文攻武卫’来一个连、两个连的。”韩金海说:“来个一二百人很容易,但是必须得政委同意,他要是不同意,这些人进来了,他在给轰出去,这就太难看料,再调也就难了。

”于是,刘崇玉请示了王效禹,王效禹表示同意。这样就由孟庆芝组织了150多个人的文攻武卫队,进驻省委一宿舍。另外,在各大厂还组织了二三千人,召之即来,十五分钟到达省委一宿舍。进驻时,韩金海、杨葆华、杨恩华讲了话,声称“谁要反对王效禹就和他血战到底”。最后孟庆芝表了态。然后,他们上楼,向王效禹汇报。王效禹大笑,表示很满意。

插手徐海地区

王效禹不但向控制整个山东,还在王力的授意下,插手徐州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期间的挣扎

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不仅没有压服对立面的干部群众和军队,反而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对,是山东的混乱局面加剧,同时影响到周边一些省份,从而引起中央的重视。在九大上,王效禹指使他的亲信四处活动。山东代表团一到北京,王效禹就将韩金海、杨葆华、傅健吾叫去,给他们打气说:“我一下飞机就斗上了,这个风真不小,他们对你们几个劲头很大,这也好吗!

这些人的面目都暴露 了,某某某、某某某还比较客观,风头在大一点也就过去了。”

3月26日,王效禹在山东代表组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选九大代表受到中央的批评,多选了11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代表,这样工人贫下中农的名额少了。本来准备换一下,我们做了检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中央决定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既成事实就不掉换了。另外我们省新生力量多了一些,我们主动检查了,中央说新生力量还可以。”

3月28日晚上,在周恩来参加的华东组会议上,讨论主席团的名单时,王效禹突然让赵修德发言。赵修德发言后,周恩来批评了山东,在选九大代表十多选了11名军队代表,有错误不检查。王效禹在受到批评后,进行了检查。

九大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各地武斗不止的问题。当王效禹得知周恩来准备解决徐海问题时,他对韩金海说:“总理要解决徐海问题,你要参加,你要承担支持踢派,你做一点检讨,之后把问题要摆出来,叫临沂的孔世军参加、枣庄的某某某参加、济宁的王广正参加。

”让这些人参加是叫他们揭六十八军支持所谓马匪、支持所谓各地区大联合的对立面问题。韩金海按照王效禹的意图在会上还没有检讨完,总理就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王效禹一派掌权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会上,对文攻武卫进行了揭露。王效禹给韩金海说:“他们对文攻武卫这么大的火气,别听这一套,‘九大’以后要大发展文攻武卫。”为独占山东大权,排挤军队的领导人,他山东其亲信继续反“逆流,到处串联,大造舆论。”王效禹对韩金海讲:“浙江的某某同志串联以下(这个同志是浙江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咱们两省联合开个控诉二月逆流大会。”

九大期间,许多人开始揭露王效禹的错误,使王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济南军区领导人搞他的鬼。他对韩金海和杨葆华讲:“看来福州、南京、兰州和很多的一些省,都反我们,这是济南军区搞的鬼,上面有人支持。”“张仁初很了解,你们去摸摸情况,孙琦了解的东西可不少。

”韩金海和杨葆华心领神会,去找穆林、张承良谈话,并让张承良摸摸穆林、张子石的思想状况。当王效禹得知张子石、穆林岛康生那那里去后,王效禹对韩金海等说:“张子石、穆林上中央康生那里去了,很可能去告状。

干部就是这样嘛!随风倒。”韩金海等听了王效禹的牢骚,劝王效禹向康生等多请示。王效禹说:“我不要什么后台,我又不是非当官不行,再步行就让给他们,咱也掌了两年多权了,也差不多了,我担心的是把造反派打下去。

”王效禹还讲了选九大代表的事情,他对韩金海、孙琦等人说:“赵修德不承认你(指韩金海)是个工人,我顶了他,我说不是工人你说他算个什么?打洋铁壶的也是工人吗!分工不同。赵修德还说韩仁俊才入党不够资格当代表,还有赵星元同志,人家虽然承认也是个工人,但人家还说他当了一段文书。”

在华东大组讨论时,国恕连在会上发言,揭发王效禹在山东支一派压抑牌,反复旧和反对解放军的错误。王效禹回来后公开说:“山东一派掌权,是总理同意的,反复旧是按照中央精神搞的……不过人家又意见,让人家讲嘛!”但私下里王效禹对韩金海讲:“你们串联一下,要反击国恕连,最好是小将。

国恕连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你们批驳这么几个问题,如解放军灰溜溜,这个呢,可以用各地市都是解放军当一把手这个问题来驳。再就是关于谭启龙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同意解放,早已发了电报了。另外要大讲、特讲‘反复旧’的成果,不反行不行,大讲一派掌权好。”

从康生处得知中央对“反复旧”的态度后,张子石在会上讲“反复旧”是错误的。恰好那天王效禹没有参加会议,当韩金海汇报了这一情况时,王效禹说:“他们结论的太早了,不要听那一套,中央还没表态呢!”

看到王效禹一直不承认“反复旧”的错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当时还在上海的王洪文劝他做检讨,承认错误。但王效禹拒不认错。他对韩金海等说:“他们让我检讨,我从来没有检讨的习惯,我和他们谈了。”“我不能检讨,我检讨什么,还不是他们搞翻案,我检讨你们干不干?山东五千七百万人民干不干!”

“五一”节晚上,中央首长接见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穆林,商谈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回去以后,王效禹就把韩金海、杨恩华叫去说:“今天晚上中央首长点了你俩的名,说你两个大做反军报告,你们的思想要有点准备。”

在选中央委员时,王效禹费尽心机,搞了很多名堂。首先是在军队拉张打赵,即拉张仁初,打击赵修德。他最怕赵修德当上中央委员,也知道张仁初当不上中央委员。在王效禹遭到批评后,张仁初一度想和王效禹疏远,但济南军区并没有提名张仁初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张仁初转而依靠王效禹。王效禹对韩金海等人说:“你们就是选张仁初,反正一两个组选他也当不上中央委员,这个人情还是咱送的。”

由于在会上受到批判,感到前景不妙。王效禹对韩金海说:“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我要求不当中央委员候选人,我推选穆林去当。”韩金海知道王效禹瞧不起穆林,对王效禹的想法很惊奇,就说:“能行吗?”王效禹说:“穆林也当不上中央委员,总理、中央首长问过我关于穆林的情况,我早就向中央首长汇报料,我说,穆林这个人,不问政治,好人主义,斗争性差,我推穆林,他也当不上,主要的是把穆林稳住。”

第二天,王效禹在山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读了给毛主席的信,并貌似谦虚地说:“我有错误,我不能当中央委员,穆林同志是老革命干部,是原来的省委书记,穆林同志党中央委员,很好。”结果,王王效禹、韩金海等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效禹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了。于是,对他的亲信得意洋洋地说:“这一段真紧张呀,他们(指的是济南军区)这样搞我,不是我也被选上了吗?他们的劲头可能就要小点了。从选票上看,这股右倾势力真不小啊!你看,中央的某某首长,某某首长、某某首长,这都是很负责的,票不是都不满数吗?这说明二月逆流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九大期间,中央已经下决心解决山东问题。王效禹就反复考虑山东的班子问题,并设想了中央可能采取的几个方案。他对韩金海和杨葆华说,山东问题中央确定解决了,关于人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留的人多,就是支持咱们的多,最理想;第二个方案是中型的,力量基本相等;第三个方案是小型的,军队代表占绝大多数。

不管那个方案,都有你俩。他给海韩金海和杨葆华打气说:“你们要讲呀,这是个关键时刻,不管怎样,翻过去也不怎么容易。”但不几天之后,王效禹再次受到中央首长的批评,神态就反常了,对韩金海说:“看来是有错误,你们的有个思想准备。”

为解决山东问题,九大结束后,从1969年5月4日到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27名代表留京集中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央领导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和王效禹的错误作了指示。学习班先在北京饭店,后来搬到京西宾馆。

这时,王效禹已经众叛亲离,只有他的铁杆亲信韩金海跟随他,其他的人则唯恐避之而不及。王效禹写第一个检讨是在北京饭店,只是检讨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好,思想不讲不讲民主等无关疼痒的东西。王效禹写好后就念给韩金海听,问韩金海行不行。

韩金海说行,这个检讨报上去后,基本上就差不离了。可事与愿违,搬到京西宾馆后,王效禹垂头丧气地给韩金海说:“行什么?根本就不行,中央首长又批了。”之后,王效禹只好耷拉着脑袋写第二个检讨。

王效禹在北京的日子不好过,从济南传来的消息更使他心惊肉跳。赵星元说,徐州到济南来了一部分人,要刺杀王效禹、孟庆芝、韩金海。日子在煎熬中度过。王效禹越来越感到自己凶多吉少,这时,除了韩金海之外,没有一个人到王效禹的屋里去了,没有人与他说话,只好央求韩金海给他买点东西。

王效禹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孤独和恐惧。一天早晨四点多钟,王效禹偷偷把韩金海叫起来。睡意朦胧的韩金海对王效禹的这种反常行为很奇怪,感到情况不妙。

因为王效禹从来未起过这样早。王效禹对韩金海说:“中央某某首长给我谈了话,确定叫张美智、孟庆芝来北京,他俩这次来凶多吉少。你想想你们之间有什么瓜葛?”韩金海说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瓜葛。王效禹说,这两个人历史上有辫子,搞不好就很危险,就和他们没有瓜葛就好。韩金海问:“会不会把他们抓起来?”王效禹说:“看劲头有可能,如果让咱处理就好办了,最多把他俩弄回厂去劳动就行啦。”

在学习班期间,王效禹很狼狈,精神状态确实难以形容。这位平时张口闭口逮起来这个,逮起来那个的不可一世的人物,想当年的那个微风一点也没有了,在小屋里不敢出门,连吃饭也不敢出来。只有韩金海到他屋里说说话,打饭、买烟、卖水果的事业是韩金海给他干。

王效禹感到末日的来临。他对韩金海说:“军队攻得很厉害,他们是不放过的,看来大局也基本已经定了。”他对韩金海说,你买的东西把钱拿走。韩金海说,算了吧,寥寥几个钱,没有什么了不起。

王效禹说,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呀,以后有求你们的时候。韩金海说,你别想不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支持,群众拥护,大部分群众是支持咱们的吧,你怎么想不开?你得想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保你是保定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不杀回马枪,你放心,你如坐牢我陪着。

王效禹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韩金海,无可奈何地说:“唉,也就只剩下你这么一个人了。这是党内斗争,你不懂。”

1969年5月24日,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27名在京学习的人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在肯定山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所谓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不点名的批评了王效禹。报告说: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料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

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报告提出了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十条措施:(1)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2)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3)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

(4)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5)要充实加强省革委的领导机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迅速建立起来。根据精简原则,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

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要做好思想工作,迅速撤出。吸收新的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查,并经过组织批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任人唯亲。(6)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拥军教育,在全省范围内,更大规模地开展热烈的拥军活动。

对“三支两军”工作要积极支持,热诚帮助。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和地方要适时召开谈心会,如果有分歧,要在内部,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不要把矛盾暴露到社会上去。

严格遵照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中规定,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7)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严格掌握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

文化大名进行到现阶段,不要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不革命,要以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不能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要继续批判“以我为核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错误思想。

革命群众组织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消“文攻武卫”组织。

公、检、法原存的敌伪档案、文书档案、干部档案等文件,“文攻武卫”必须全部交军管人员接受和管理,不准隐藏、抽出和销毁,个人私自去取得必须勒令如数交回。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要促进徐海地区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涉。(8)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9)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不健全的要逐步使其完善。

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10)切实改进作风。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主观臆断,随便表态、胡乱指挥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喜欢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报告指出:山东问题,事关大局。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报告最后指出: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和济南市的问题。

这一报告实际上是对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的彻底否定和对王效禹错误的严厉批评。王效禹虽然还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和济南军区政委,但实际上已处于被批判的状态。

1969年5月25日,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即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批示上批示:照办。

当时,王效禹等三人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被简称为“批示”和“十条”。之后,山东开始清算王效禹的错误。

王效禹对27人学习班上的情况怀恨在心,对后来去的赵星元等说:“你们来聊还好一些,你们来之前,已经围攻了七八天了。后来让我发言,我什么也未讲,我们错了回去改了就是了。说也怪,在飞机上还是一个观点,一下飞机观点就不一致了。”赵星元等问他什么问题,王效禹说:“也没有什么,就是杨葆华、杨恩华的讲话传的多了些。”

为夺回王效禹控制的大权,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增加省革委常委和副主任的人数,减少王效禹在其中的影响。5月20日,山东省革委增补济南军区的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省革委常委、副主任,穆林、张富贵为副主任。

二十七人学习班结束的第二天,即5月29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就召开联席会议批评王效禹。会议传达料中央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评了王效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认为他的目的是一次搞乱军区党委,达到改组军区党委的目的。王效禹被迫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有关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6月2日。

联席会议结束两天后,即6月5日,山东省革委、济南军区又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系会议。在会上,王效禹再次作了检查。然后通过小组会议和大会发言的形式,揭发批判王效禹的错误。会议认为通过批判王效禹的错误,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了王效禹错误的严重性。

有的与会者不了解“批示”、“十条”的发放范围,认为只是按照报告的规定,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的范围内传达,要求往下传达到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部队的营级以上,按照既要稳定局势,又要纠正错误的原则,主要是纠正“反复旧”的错误,因“反复旧”引起了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因此,原则上要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

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搞串联,不要重拉队伍。

实际上,早在5月26日,“批示”、“十条”就以中共中央第二十六号文件形式,发给山东省、县、公社、独立营以上革委会、党委、军管组织45000份。另外,发给其他地方700份。

会议一共开了十天,到6月14日结束。

之后,在“反复旧”中再次被打倒的一些被解放的干部再次获得解放,重新出来工作,造反派的力量在无形中削减。据1969年7月5日省革委组织组统计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的使用情况的材料说:原省委常委15人,除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外,已结合到省革委工作的有穆林(省革委常委)、晁哲甫(省革委常委)、段毅(省革委委员兼济南市革委副主任)3人;已解放的有谭启龙、白如冰、秦和珍、王子文4人;李予昂结合为省革委常委,1967年10月被撤职;为解放的有苏毅然、刘秉琳、王众音、张敬焘4人;栗再温已亡故。

原副省长有杨介人、高启云、陈雷、余修4人结合进了省革委工作;原省委、省人委厅、局级干部362人,结合为省革委委员的21人;处级干部1099人,结合进省革委工作的31人;原地市级党委常委、行署专员183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39人;原县委常委、县长1518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44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