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娅代表、拜秀花代表:设立校园警察 提高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代表建议,设立校园警察,提高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刘希娅代表
拜秀花代表
本报讯(记者谢文英)近年来,全国多地频繁曝出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残忍的施暴者、无助的受害者和冷漠的围观者,是媒体上常见的画面。部分校园暴力事件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对此,两位在中小学任教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和拜秀花非常关注,在多种场合积极建言。
校园欺凌和暴力缺乏统一衡量标准
2017年2月17日,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召开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积极有效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系统治理、综合施策,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暴力和欺凌事件。此前的2016年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针对校园欺凌和暴力进行专项治理。
同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发挥了遏制校园欺凌事件的作用。但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发生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校园欺凌和暴力没有统一衡量标准。比如,《通知》对“校园欺凌”的定义是,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
刘希娅认为,就这样一句话,学生、教师和家长很难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欺凌。
在现实中,被欺负的学生只要没有出现严重后果,往往被视为恶作剧之类的小事,认为这只是因为小孩子天性调皮、闹着玩儿而已,一般是放纵不管或进行谈话提醒,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发生了欺凌现象还认识不到。对校园欺凌和暴力没有统一衡量标准,是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频发、学生对欺凌和暴力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对欺凌和暴力行为的惩戒力度小。刘希娅说,我国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年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中不包括欺凌和暴力行为。这样的法律设计会让不少学生误读,认为当校园欺凌和暴力发生后也会从轻处罚。
对于如何对实施暴力的学生进行处理,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惩戒措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鉴于此,刘希娅建议,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校园欺凌中的安全教育、管理和防范责任,明确校园暴力定义,细化类别,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并适度调整未成年人刑法适用年限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种类。
此外,她还建议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并在中小学设立校园警察,联合学校成立专门的学校纪律管教部门,专门负责对校园暴力行为的调查、处理,并对有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作出参加义务劳动、纪律处分等处罚。
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处理制度滞后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从2013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的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样本进行梳理。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占35%,重伤的占32%。
几乎在同一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03年至201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经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2万余人,不批准逮捕16万余人,起诉108万人,不起诉5万余人。
面对校园暴力和低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增多的趋势,对于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缺乏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回族中学高级教师拜秀花认为,校园暴力对受害者和施暴者都会造成莫大的伤害,如果处理不好,其危害性远不只是学生所受到的屈辱和痛苦。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检察机关应该坚持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原则。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并非否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制裁。适当运用刑罚手段,并不违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惩罚也是为了教育。
拜秀花建议,治理校园暴力,应遵循事前预防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在强化家庭的监护责任,净化社会风气的同时,还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孩子们不懂法、对法律缺少应有的敬畏,说明法治教育没有落实到位。针对当前校园暴力低龄化的趋势,拜秀花建议适当降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同时,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将预防和惩治校园暴力纳入法治轨道,加强校园暴力事件的法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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