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之父何振梁 何振梁走了 为何称他是中国奥运之父

201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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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城.作为北京申奥常务副主席的何振梁,一大早就服下了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并另备了一份药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镇定地检查了带去申办会场的文件,尤其是那份最重要的陈述报告,然后乘车向会场驶去.所有的陈述结束后,无记名投票开始了.2010年,萨马兰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逝世,何振梁表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中国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事和兄长."如今,两位为奥林匹克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都离我们而去--这次申办过程中,何振梁以国际奥委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城。作为北京申奥常务副主席的何振梁,一大早就服下了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并另备了一份药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镇定地检查了带去申办会场的文件,尤其是那份最重要的陈述报告,然后乘车向会场驶去。所有的陈述结束后,无记名投票开始了。

2010年,萨马兰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逝世,何振梁表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中国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事和兄长。”如今,两位为奥林匹克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都离我们而去……

这次申办过程中,何振梁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特殊身份,频繁地与各国奥委会委员接触。超负荷地运转着,几近达忘我之境。在3个年头里,他多次出访,累计飞行路程过64.6万公里。最紧张时,他连续作战,三天之内竟两次迈出国门,这对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何振梁来说,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已是超负荷了。

令人心痛的是,这次申办结果是悉尼以两票的优势获得主办权。所有人都记得8年前那个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迈着沉重的步履,挤出一丝笑容,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

何振梁的心里在流血,但他没有流泪。当晚,何振梁和夫人梁丽娟从会场返回饭店后,许多朋友打来电话向他们表示慰问。何振梁总是压抑着伤感镇静地交谈。夜深了,又一次响起电话铃声,是在北京的女儿打来的:“爸爸,我看了电视,您别太难过了,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何振梁放下电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何振梁的儿子何阳说,1993年以前,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哭过,即使是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回忆说,当时父亲是过了两天随专机回来的,家人事先收拾了屋子,做了一桌饭菜,在家里等着。回到家,大家都努力表现着内心的平静,于是这平静就变得很奇怪,变得小心翼翼,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提申奥的话题。

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压抑,大家东拉西扯,父亲偶尔答两句。那段时间说话特别的少,整天沉默着。父亲的自制力很强,虽然心里难受,可也没听他唉声叹气,表面上看跟平常没两样,只是话少了些。

“1993年,我是强忍着泪水去应对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镜头和采访,等到四周没人了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从8年前的两票之差到现在的得票情况创造纪录(得票远远高于第二位城市),何振梁的内心确实无法平静。说到“7·13”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老人的脸上荡漾着微笑,“可今年不同,自己是幸福与激动相交在一起,用情不自禁的泪水,奔放而自由地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感情。

其实,上次申办我们并没有失败,只是两票之差使我们失去了机会。”

同样,2001年北京申奥何振梁功不可没。由于国际奥委会规定不能邀请国际奥会委员到申办城市访问,为让委员们更多地了解北京,投北京一票,何振梁穿梭于各国委员之间,为北京击鼓呐喊。在表决前的半年时间内,在北京奥申委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从2月以来的5个多月里,何振梁就有69天在国外或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多个国家与地区。北京申奥研究工作,更少不了请他参与。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何振梁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为了使北京的申办报告更为出色,他以自己精通英、法语言的优势字斟句酌。申办报告完成了,他却因过度劳累住进了医院。

7月13日,担任陈述司仪的何振梁以动情的辞句、漂亮的法语、优雅的风度为北京申奥陈述画上了一个圆满精彩的句号,赢得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由衷的掌声。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最后归属是“北京”时,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而此时此刻,心情最为激动、感慨最为强烈的当是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

或许有人还以为何振梁出生于体育世家,或者以为他本人是曾经叱咤过体坛的运动员、教练员,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原本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

1929年岁末,何振梁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埠墩。当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曾被囚禁在那里然后解往京城。“留取丹心照汗青”,哲人哲语故土情,在幼年的何振梁心中扎下了根。何振梁的父亲,曾当过学徒工。在汗水里煎熬,省吃俭用,凭着一双手,终于开办了一家小工厂。

可是,好景不长,“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轰炸无锡,战火将小工厂夷为平地。伤心落泪的父亲病倒了,就永远也没有起来。母亲带着全家人在苦海里挣扎,靠出售商标和借债度日,没几年也因病而告别人世。

饥一顿饱一顿的何振梁,并没有被贫穷压倒。他聪明勤奋,上小学和中学一再跳级,后转学到上海法租界的中法学校就读。在这所学校里,除了中国语文外的所有其它课,几乎都是由法国教士直接用法语上的。在中法学校的七年,为何振梁打下了扎实的法语基础。聪颖的何振梁,顺利考上入了上海震旦大学,选读的是理工学院电机系,虽然全部课程用法语讲授,但是对从中法学校升上来的他来说,并不困难。

1950年4月,青年何振梁听从新中国党和人民的呼唤,被团中央选调到首都北京,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当翻译。学的专业虽一时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一口流利的法语却使他在新中国迅速发展的对外活动中有了用武之地。这期间,何振梁学习了英语与俄语,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外事活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领袖们的风采至今令何振梁极其仰慕。

新中国走向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与何振梁一生的命运和事业息息相关。解放初期,全国体育工作由团中央兼管。1952年何振梁就曾随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荣高棠参加过赫尔辛基奥运会,这是他毕生从事体育工作的开始。

国家体委成立后,声名赫赫的贺龙元帅出任主任,荣高棠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新官”上任,不能不考虑建置人才,还要考虑对外交往,荣高棠马上想到了与自己同往赫尔辛基的得力助手——“翻译官”何振梁。于是,在他推荐下,贺龙元帅亲自下了调令,何振梁被正式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后来终生从事体育事业的何振梁,最初并不愿意到体委工作。当时他认为体育大部分时间是跳跳蹦蹦,难以支援祖国建设。但作为刚入党的党员,只有服从组织决定。

何振梁到国家体委后,不断被外交部、中联部借去当翻译。由于何振梁出色的翻译工作,外交部看中了他风度儒雅、思维敏捷、工作踏实、法语纯正,便有意调他,几次与国家体委商量用三个翻译调换何振梁未成。一次,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只好亲自出马,向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提出此事。

贺老总一笑:“你外交部要人才,难道我国家体委就不要人才?”周总理在旁笑了,没有吭声表态。乔副外长无话可说,元帅的一句话便铸成了何振梁长期献身体育事业。

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推举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考虑到何振梁熟悉国际体育业务,又懂法语与英语,便推荐他为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