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非常道2 余世存《非常道》评论三篇
被历史忽略的历史——读余世存的《非常道》
吴志翔
除了前门庄严的地毯,哲学还有一道晦暗的“后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政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后花园”;除了那能派上正经用场的石料,历史还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那砖石铺成的是车马大道,人人都从那儿经过,是一种“常道”,由“边角料”凑起来的当然只能是“羊肠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惊奇。
我不认识余世存,尽管早就读过他的文字,并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认为这个使命意识超强的同时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襟抱——这也是一种“非常道”。对他来说,写作似乎不得不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然而,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几分吃惊:一个年轻的急切欲言的人,在这么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里,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字,他成了一个编辑家,一个不加半句废言的收集者,或者干脆称为一个历史边缘的沉默而坚忍的“拾垃圾者”。
我时常悬想这么一个热血而赤诚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舍弃了城市虚假的灯火辉煌,搁置了闲情逸致的乡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结合部”似的暧昧地带逡巡,在似乎见不到自己意志和创造力的工作里见证自身的“在场”。
当年,鲁迅曾劝英文极佳的林语堂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林语堂还极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创作力衰弱的“老人”干的事,鲁迅为此还生过气。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错,他骨子里同样看不起翻译,认为翻译者不是自己在创作婴儿,而不过是个“助产士”而已。
这两小块“边角料”好像逃过了余世存的视线。但在我看来,余世存的选择既隐含着苦衷,又包含着慎思的明智。在一个“说,还是不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时代,有时候真实的表达只需要一个回声,只需要让曾经存在过的声音重新召唤在场就行了。
哲学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无非是,要让原理、原则、范畴之类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不是把观念看成是符合对象的,而是对象看成是符合观念的,对象其实是观念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康德召唤回来的人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对的那一大堆“边角料”也就无多大意义,所以在选择、取舍、编辑过程中,余世存其实已经呈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表达了他自己的“非常道”。
这里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还是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当一个“选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着一字,方能尽得风流,不置一评,可以胜过万言。
而且话也说回来,在话语的制作和流播过程中,其实没有哪一个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们所写的、所说的,无非都是前人写过、说过的话。纵观今天形形色色的“创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复中篡改,在篡改中重复?像余世存这样,认认真真地再现那些枝节的原貌,反倒还更诚恳一些,至少在“历史的真实”面前他还不至于显得过于狂妄。
坦率地说,我对于“历史的真实”一直心存怀疑。存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本体”?“真实是不是可以还原”?这种问题显然有些迂腐了,没有机会过多展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书写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体,有的书写和叙述反而使得“历史”更加远离其自身。
至今为止,经典的历史叙事都是遵循着一种逻各斯中心的统辖,在主流价值观(“常道”)的笼罩之下存活。历史似乎是内蕴着一种强硬的、必然的、自我证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谓逻辑,历史的写法同时也是逻辑的写法,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就是逻辑的展开。
这种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历史精神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因此,成为文本的“历史”、进入叙事的历史,必定是要用那结实的砖石砌成一堵合理的墙,铺成一道充满独断性的道。
在这里,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边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筛掉、被掩埋、被遗忘了。历史仿佛成为一个活物,沿着一条其实是人为设置但被认为自明的线索或“常道”或“进程”往前游动。
经典历史文本的狭隘和可疑在此显露无疑,人人习以为“常”的“常道”之“霸道”也可见一斑。那种“历史”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些细节,而是存在本身的丰富性。因为如果有真相的话,那么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细节处,隐匿在宏观历史的巨眼和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里。
存在本身(或历史本体)是巨大、无边的旷野,所谓“历史”只是在旷野中犁开的一条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为当然不二的主干道(常道)。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小径被风沙掩埋,还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无意地遗弃,当然,更有许多无路的荒野,在那里,只有前人留下的几个若有若无的脚印。
余世存的写作提示了那些小径的存在,他收拾的杂乱脚印也呈现出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确实,读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会有一些感到突兀的发现,如同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脸”的“后脑勺”。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没想到蒋介石年轻时候也曾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理欲冲突,而代表反动势力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处死后百日自杀身亡,更有吴宓的爱情笑话、戴笠的家乡受辱……在所谓的正史之外,中国自古就有“掌故”的传统,那也是被称为“野史”、“笔记”的,其中也许多多少少有演义的痕迹,但这些有着“山海经”风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本体,因为它们并未受到主流价值观或逻辑常道的无情修剪,它们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挠自在绽放的生命力。
当然,书中还有更多苦涩的记录,那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只能存活于如此这般的叙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时得挂牌,写上“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字样,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
田汉在监狱般的医院里去世之际,没有人来跟他告别,而当时的广播里却狂热地播放着他写的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为保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吴晗激烈争吵,梁被骂得哭了,林则在肺病严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至于噪子失声。
陈独秀为保全大气节在贫病中度过最后时光,临死前为乞食为一地主抄写家谱。慈禧竟然自以为是“最聪明之人”,智慧要远远过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诸如此类,让人苦笑,让人痛哭,让人忧愤,更让人沉思。
记得多年以前,从舍斯托夫的书中读到托尔斯泰是个逐利的市侩、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凶狠贪婪之徒时,从罗素的书中读到马丁路德的蛮横、哥白尼的懦弱时,还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卢梭的放诞无行时,甚至从种种叙事中发现沈括的小人伎俩和唐伯虎对于“扬州瘦马”的赞美时,内心里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复杂性、历史本体的丰富性和历史叙述的不可靠。
我有一种无意中看到“后脑勺”的偷窥之感。真实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竟然也可能真实。
这样的信念早该确立起来了: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历史之墙也绝非严整贴合恪守逻辑而是有着许许多不为人所察觉的缝隙的。
所谓历史单调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的架构,历史的决定论也只是一根强行楔入的木桩,人们借以可以系住许多东西。而那绝对的真实本体就像“物自体”一样藏匿,永难得到显现。但是复调多调的叙事话语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本相,对于细小之处、对于支路和缝隙的重视,能够让我们朝着真实之境趋近。
人是怎样与固执的定见相搏斗啊!
余世存写作此书,显然不是纯粹出于一种趣味的引导,他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更健全、更多元的话语。这些话语并无明显的理性秩序和价值等级,也无所谓什么中心意旨,它们只是以相对的原生态,呈现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疯长,天空中乱云飞渡,留下的不过是一个痕迹。面对这种全息性的话语,很多时候也许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无论是登上“后楼梯”,迈入“后花园”,还是瞥见“后脑勺”,在无意中也许都暗合了“后”现代的某种旨趣。至于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种自觉,却无关紧要。
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蒋 峰
“道可道,非常道”乃老子《道德经》的首句,用《非常道》做书名,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是首见,但一翻开书卷,我就喜欢上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
说它特别,是因为这本书以近代以来鲜见的类似《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文逸事,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意志、性情、骨气、狂狷、识见、立言、代言、修辞、世道、敬畏、信念、自觉、教化、命运、变异、神伤、限定、虚荣、无情、心志、廉耻、依附、隔膜、荒诞”共32编,无序言,无后记,干净利落。
这本书虽然与《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相类,也承袭了这两本书的笔记体写法,但后二者大抵为文林趣事和笔记体小说,而前者为笔记体历史片段的记录,且远较后二者洗练、简括、庞杂。
这种做法近来只在余k杰的《火与冰》里见识过,不过那是创作,这里是编著罢了。
《非常道》的副题为“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这就引发了我对这个书名的阐释兴味:“非常道”应该是“不平凡的中国话语”的意思吧。而编者刻意用《非常道》这个书名,大概一来为了避免平实,二来增添些玄虚和底蕴吧。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完全打破了传统读物从前至后的内在连缀的线性阅读规则,而呈全方位开放的立体阅读方式,即你可以从任何一页任何一则读起而并不影响单位阅读的完整性,则与则之间也无任何逻辑关联性,真正达到了在枕边、厕上、车里随性阅读的可能性。
书中的一则记录多则花费您一两分钟,少则只需数秒就可读罢。学者王晴佳曾言,在阅读中,读者具有从容应对的主动性(而不是囿于事先规定的阅读秩序)是后现代阅读的重要特征,而《非常道》的阅读方式完全符合这个特点,它也与当前高节奏的快速生活方式相契合,因而堪称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说了这么多形式类的问题,不如我们真切感受一下这本书内容的鲜美吧:先说“虚荣”编中的一则:“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于嘲谑中颇见名士的洒脱;再摘”性情“编中的一则:”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
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
‘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从答问中露出伟人的率性与可爱;最后引“识见”编中的一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在肝火中竟然逸出历史的吊诡!
也许有人要说这未免有些流于琐屑,但它们毕竟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剔精抉微而得,能从中窥见不同于高头讲章中大而无当却万象杂呈的鲜活的纤毫毕现的历史细节。其实,体大思精是治学的一路,而洞幽烛微难道不也是求知的一脉?幼时胸阔心远,立志读尽天下书,尤其敬畏有庞大体系建构的学说。
年届而立,虽然那份敬畏还在,但终于弄清了自己还是喜欢竹头木屑,尤其是自命为知道分子之后,终于体认到天地尚且有缺,就嘲笑那些苛责鲁迅一生但见杂七杂八小文而无庞大体系建构的妄人之无知与无情,就感叹难道那些完美、庞大的体系建构在20世纪还为祸不够惨烈吗?至今却还有人整日钻营于其中,莫非有受虐狂的倾向!
何况,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一本书的精华之处往往存于某几段、一段、几句、甚至一句话中。这样看来,读完一卷《非常道》,就相当于读了几十本,甚至成百上千本书啊!包罗宏富不说,节约了多少时间呢!
当然,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对我等有考据癖的书虫来说,《非常道》中则则历史片段均无出处恐怕是个遗珠之憾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优游其中的阅读兴味,读着读着不觉又开一窍,使我这个从不写日记的人终于找到了写日记的偷懒诀窍,不妨在此卖弄一番:“2005年5月7日,师王治国自长沙问询近况,答曰:“久居长安,啖肉读书;珠环翠绕,腰圆肚凸!”
关于“类人孩”语——我的《非常道》 文明的乡愁
余世存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
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今年跟鲁迅,后年就跟“哈哈哈”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
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类人孩”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
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不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告别“类人孩”
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
当然,“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
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
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